穿过历史时空，看见更清晰的自己

文/何万敏

认真地审视华夏、中华和中国，最应该读一读的书是历史学家许倬云先生的《说中国》。这不是哪位名家的“友情推荐”，而是我一介无名之辈的“口出狂言”。当年在台湾出此书繁体字版《华夏论述》，复旦大学历史学者葛兆光先生撰写长篇解说时由衷称赞，这是一部举重若轻、以简驭繁的大历史著作——书中既清晰地叙述“中国/华夏”的形成过程，还表达对“中国/华夏”认识的明确立场；既可以从今溯古来论证国家合法性，也可以从古到今以理解历史合理性；它可以是一个政治话题，也可以是一个历史话题；重要的是，此作不是为了借助历史引出民族主义的盲目情感，而是通过历史认识达成世界主义的理性观念。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许倬云先生“大历史”的研究方法，着眼点是将“中国”看作一个复杂的共同体。

“中国”这个共同体之内，最主要的互应变量，至少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四个方向。政治范围内，包括政权的性质和行政的结构；经济范围内，包括生产方式、生产力和资源的分配；文化范围内，包括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和宗教组织；社会范围内，包括社会阶层、社会结构，尤其注重精英阶层的作用。这四个方面交叉影响，互相制衡，总的结果呈现为复杂共同体本身的强弱、盛衰和聚散。

他分析，“中国”说得上内部结构非常复杂的体系，源于和西方完全不同的地理格局。“中国”这一大块陆地是完整的一体，而以欧洲大陆为主体的所谓“西方”地区却是分散的，依赖爱琴海、地中海、北海、波罗的海和大西洋作为区域间的联系。这样的差别终究影响到两个共同体，在历史上形成不同的发展模式。

在空间层面上整体而言，中国共同体经常覆盖的地区，乃是亚洲大陆的东半边——蒙古高原为北线，临近帕米尔高原的青康藏高山地区作为西线，东边和南面都是直抵太平洋岸边。这片广大的地区，绝大部分是温带，只在北面有一些部分已经进入寒带，南边也有一些部分已是热带。地区之内有个大弧形，从东北围绕到西南，这一个高山地带内，因为高度不同，又有高山气候的差别，海拔较高地带寒冷，海拔低下地带温暖，构成小地区内的气候差别。这一条件，当然都影响到生态的环境和物产的性质，也直接、间接决定了当地资源的性质。

《说中国》几乎是贯穿万年的追溯，梳理了中国上自新石器时代，下至晚清的历史。漫长岁月也好，步履维艰也罢，中国一路前行而来。

尤其是“这最后一百年来，中国复杂共同体中原来的四项变量都已经有实质性的改变。以精耕农业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必须被现代工业生产的市场经济代替；迅速发展的都市化，尤其面向西方的都市化，将建立在农村上的社会力量基础完全摧毁。现代文明带来的文化，使得本来的文化精英放弃了以儒家为基础的文化，改宗科技与城市文化。至于代表国家的政治体制……前途还有许多必须要修正和适应之处。”

2015年5月，《说中国》在内地出版时，他85岁。

许倬云1930年在鼓浪屿出生，孪生兄弟健康，他的手脚是弯的，成年后肌肉不发达，只能借助双拐行走。这一境遇让他深味了“兄弟如手足”的情谊。“弟弟如手如足，我缺手，他给我手，我缺足，他给我足。”品尝不到歧视滋味，让他相信了“不必通过争斗，来换取生存空间”。他安于踏踏实实地与自我相处。“觉着孤单了，就靠看书打发时间，或到树林里独对一片晴天”，学会了“往里想，不往外认”。

少年时代，他走过很多地方。抗战时期，湖北、湖南、陕西、四川都住过。在读辅仁中学之前，所受教育不在系统知识范围之内，“随机抓到什么就读什么”，因加入到学校最好的学生小班，很快跟上进度。

那时候，全家人已经到了台湾。1949年考台湾大学时，一位做英文教授的好心伯母，念及他腿脚不便，帮他填报了台大外文系，“将来在家里翻译也可以过日子”。这场与台大的缘分，奠定了自小便好历史书的许倬云与历史学的缘分。“当时，从校长傅斯年到教务长，再至系主任，全都是学历史的。”许倬云入学考试的历史考卷，被阅卷老师直接推荐到傅斯年那里，傅斯年说了“早就该转历史系了”这句话。在台大外文系读了一年后，许倬云转到历史系，后于1953年获学士学位，同时考入台大文科研究所史学部，即今台大历史学研究所的前身。

当时的台大历史系，汇集了不少“大师级”人物：许倬云跟着李济学考古，跟李宗同学古代社会，跟董彦堂学商周甲骨文……因为许倬云走路不方便，李宗同找来三轮车让人把学生推到自己家里上课，没有上下课的概念；董作宾教他也是一对一，一讲一下午，饿了买几个包子，一人一半。

1956年许倬云进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员。也是在这一年，考研究生成绩第一名，却因为“不健全”未能被录用。钱思亮校长不服气，请胡适先生帮忙，努力了两年，找到华侨徐铭信先生，“劝他在捐给华美协进社的留美奖学金中拨一个人文奖学金名额。这个名额后来就由我取得了”。遂负笈至美国芝加哥大学东方研究所深造，于1962年获人文科学博士后，回到台大历史系任教。

在美国求学期间，正赶上美国的汉学研究大发展，汉学不仅从传统的东方学一个分支独立出来，问题意识、研究方法也都处在变革时期；同时，大批中国知识分子流寓美国，也为这一领域注入了力量。1957年9月31日，德国汉学家傅吾康访问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在同一层楼就遇见了周策纵、徐中约、瞿同祖、杨联陞等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中国大革命及之后的冷战，创造了美国对华研究的重大发展。”许先生清楚记得，当年他选择芝加哥大学，心仪这里的社会史理论最强，也是近东考古学的基地。他在这里接受了社会学、宗教学以及计量统计学方面的训练，也熏染了芝大“眼光宏阔”的学风。

那许倬云先生是怎么看待历史的呢？不妨听听他精彩的语录：

——历史是我们人类行为的记录；

——我们也许不见得会有明天，但我们一定有过昨天。昨天、前天的一切，去年、前年的一切，上一代的一切，无数代过去的一切，都对你我的想法、做法以及你我的生活环境有所影响；

——研究历史实际是为明白自己、了解自己。

不同于用现代领土来反向追溯并书写“中国历史”的学者，许倬云特别强调不同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如何使不同的族群与文化逐渐杂糅、融合与交错。

譬如，他接受《南方周末》专访时指出，“华夷”观念出现在周代。那时的“天下”观念是文化观念，而不是政治权力的边界。它的华夷观是同心圆逐步扩散的过程。如果中间的核心变大变强，文化涵盖的范围就越来越大。“天下”观的了不起在于它的宽泛，把政治的疆域丢开，把文化作为理解人与人之间、族群与族群之间关系的关键。也就是说“华夷”的界线是常常改变的。要说如何承认别国的存在，如何开展远交近攻的外交政策，中国是一直都有的。这就是中国的智慧：利用国际矛盾参与国与国的竞争，打得过的时候要平等，打不过要联络第二、第三个国家实现平等。

譬如，他接受《东方早报》采访时坦言，并不主张狭义的民族主义，和狭义的国家主义：这两个观念，在历史上，都可能是冲突的祸源。你把自己的圈画得太严格了，你就把他人画到外面，转化为敌人，你愈画得严格你的敌人就愈多。他举例说明，第二次世界大战就是三个民族主义闯的祸：德国的雅利安民族主义，意大利的罗马复兴之梦，日本的大和民族主义，梦想征服和统治整个亚洲甚至统治全世界，“八纮一宇、万世一系”，要做全世界的主人。这三个民族的野心，都是建立在自卑感和自大感上。

中国迎来从未有过的历史机遇，或者，中国正站在重要的历史节点，类似的表述充斥“主流媒体”，文字背后洋溢的自豪感和新希望，溢于言表。它显然是“大国崛起”甚至是“全球第一”的预热和铺垫。热血沸腾之时，还能够稍微冷静地思考随之而来的问题吗？

今后，这一共同体还能够吸引原来成员的后代，继续被认同为其身心之所归属吗？这一问号的答案如果是正面的，那么中国这一系统的若干理念，将可提供改造现代文明的参考因素；如果是负面的答案，目前正在衰老的现代文明，岂非再难有更新的机会了？!

许倬云先生的忧虑，并非杞人忧天。几千年来各大文明传统万流归海般都归向一个同样的“今日世界”，而这个世界是我们真正需要的吗？

但这“今日世界”，物质丰富但浪费，同时心灵却是干枯、空洞、荒芜的。我们不知道活在世界上干什么，不知道人生终极的目标在哪里，不知道天地对我们的关系，也不知道过去跟今天的联系关系在哪里。“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司马迁这话到底有何意义，我们早已不去管它了！若继续走下去，我们就像是使用着非常好的武器去推动世界的毁灭。在推动的过程中，一群婆罗门驱赶着一大批不再用脑筋的原始人，一起趋向世界末日。

（文中有关许倬云先生治学历程，参阅了《许倬云谈话录》《知识分子：历史与未来》两本书，特此鸣谢）

新闻推荐

优雅高贵的灵魂

5月25日，105岁的杨绛先生静静地走了。杨绛先生是翻译家、文学家、戏剧家，是“最才的女，最贤的妻”。《唐吉诃德》是我读到的杨绛先生的第一本书。从那时起，我就被杨先生的博学、魅力、恬淡吸引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