渣的孩子蜂拥而上,捡到一块大的煤块,会兴奋异常。一次,我和隔壁的小伙伴去捡煤渣,我坐在车厢里,等待倒煤渣,不想那列火车竟然慢慢悠悠地动了起来,接着开始呼吃呼吃地加速,向着远处飞奔而去。此时,我一下慌了神,不知将被带到哪里,情急之下,一下跳下火车,心想这下完蛋了,但幸运的是,那是一个煤场,而无大碍。
在齐齐哈尔火车站,有我太多的记忆!我曾在那里捡到一块钱,红色的票面,是那时我见到的最大的钱!然而,车站里播放的一首歌曲改变了我据为己有的想法——“我在马路边,捡到一钱,送到警察叔叔手里边……”我将钱送给那个满脸大胡子的警察叔叔,他竟然告诉我父亲,说:“你儿子真不错!捡了钱还交给我们……”过了不久,我在学校里也受到了表扬,让我足足美了好久……
不知什么时候起,火车站云集了很多戴红袖章的人,他们拿着棍棒,乘坐卡车,高喊着“打倒走资派”的口号,在广场上大打出手。父亲在单位靠边站了,我来到火车站,只见很多人扒火车,搞大串连,我大哥也佩戴上红卫兵的袖章,胸前别着毛主席像章,加入到大串连的行列,参加了毛主席第八次检阅接见红卫兵活动。就在哥哥快要到家的时候,父亲作为“走资派”,被赶到一个叫水师营人民公社的地方去劳动改造了。
那是一个风景优美,草原辽阔的地方。在北边的被称为“北泡子”,是一望无际的湖泊湿地,这就是今天的“扎龙自然保护区”——美丽的丹顶鹤的故乡。我在这里,抓过蝈蝈,抓过鸟,在北泡子里洗澡、钓鱼,还和母亲一起在草甸子上爬过草。成捆的草用绳子捆好,然后背在背上,一路颤颤微微,像背负一座大山一样,到了家中堆成一个高高的草垛,那便可以管一个冬天的烤火之需。
从城里的暖气,到乡下的火坑,对于我来说好像并没有感到有什么变化,但对母亲来说,是十分艰难的。母亲曾是和平机械厂的科长,因为父亲而被迫辞职。还因为是劳动改造,受到歧视和排挤。但很快父亲得以回城,平反复职。在这段时间里,我曾数次扒火车,回到齐齐哈尔,看到那座火车站。可是,我家原来的房子已经住进了陌生人,望着陌生的面孔,物是人非,有一种失落的感觉在内心深处游荡。
火车站的声音由近及远,又由远及近,那个日式建筑在此后的时光里,忽明忽暗,始终难以忘记和割舍,其实,它也是我人生的一个车站。
看到照片中的这个火车站,勾起了许多回忆。小时候,我家就住在齐齐哈市火车站的附近,这个车站是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末伪满时期建的,是日本侵略中国的见证。
我家搬到火车站附近居住,是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父亲是开垦北大荒的第一代军人,他们雄纠纠、气昂昂地跨过鸭绿江,在抗美援朝的战火中,与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激战,多次在据守的山头上,被炮火掀翻,耳朵被震得很久听不到任何声音,但他们硬是守住阵地,不让敌人前进半步!战争陶冶了那一代军人,冶炼了他们的意志,他们带着战火宵烟又去北大荒开垦黑土地。
父亲说,那片一望无际的草甸子,蚊子成把抓,冬天撒尿就冻成了冰棍,很多官兵被冻掉了脚趾头,而脚下黑油油的泥土能捏出油来。他们人拉犁,手扒泥,种水稻、种谷子、种小麦,硬是用军人的顽强品质,种出了北大荒精神,将不毛之地变成了米粮川!此后,父亲调到齐齐哈尔市粮食局工作。我跟随母亲从菜鲜水美的桐城,辗转到了东北,却不适应北方的寒冷,更不适应北方的生活,得了小儿麻痹症加肺炎。整日高烧不退,生命危在旦夕,父亲焦急的四处买药,是一支青霉素将我从死神那里挽救了回来。
当我能够行走,有了记忆,听得最多的,是火车的沉重喘息和高亢的呼叫声在深夜里传来。火车站的楼房,是当时全市最好的建筑,但人们只要见到火站,就会咬牙切齿地说到日寇侵占东北时的暴行。经常去那玩,主楼大钟的指针吸引着我,秒针一刻不停地移动,让我感到神奇,以为那是怎样一种神秘的力量在推动着它。那幢大楼,人来人往,我看到很多留着长辫子,穿着大衿衣衫的满族人和蒙古人,他们叼着长长的烟杆子,那上面吊着烟袋,在车站侯车室的长椅上悠然地吸着烟,说些至今我不曾明白的话。候车室里并不嘈杂,每当广播里播出车次,便是一阵躁动,人们排队,拎着各种行囊,通过检票口,进入车站天桥,登上各自的旅程。
我很喜欢火车站里的天桥,那是木结构建筑,两边有座椅,中间是通道,透过两边的窗户,能看到天桥下交错的铁轨和长长的绿皮火车。坐在那里,看行人匆匆,人们的出发或是归来,天桥里像流动的河流,时缓时急。在没人的时候,我喜欢和大哥在那里打乒乓球,球在地板上有很好的弹性,清脆的声音滴滴答答,这时我们是这里的主宰。
东北的冬天很冷,每天中午时分,火车头要在固定的地方将燃过的煤灰卸下来,这时很多孩子拿箩筐,云集到这里捡没有燃完的煤渣。当滚烫的煤渣从火车上御下,烟雾弥漫,对面看不见人。捡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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