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的笔记

若非学生的笔记在数十年后出版，我们今天将如何看待文化边缘分子木心，和“逆潮流而动”的史学大家钱穆？

木心于1982年来到美国纽约，去美后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只能在港台地区的报刊上卖文为生。这个从乌镇走出来的少年被屡次运动耽搁，三次失去人身自由。此时他已经55岁，急于将满肚发酵的学问和见解倾吐出来。但他当时在美国的出版界毫无人脉，去大学谋一教职，他又没有博士学位。在谋生之路如此窄逼的情况下，是在地铁上偶遇的陈丹青，以及陈丹青的朋友们出手救助了他——应大家的邀请，木心开讲有关世界文学史的课程，轮流在学生家的客厅里，为旅居纽约的中国人上课。这一上就是五年。学生们付给的听课费，成为木心主要的生活来源。

陈丹青手快，5年的课堂笔记工工整整。他坦白听课的感觉，一是无穷的愉快，一是智力的“不支”。往往连讲四五个小时后，所有同学都面露倦色，只有年纪最长的木心还能谈笑风生。

多年后，陈丹青的五大本笔记整理成《文学回忆录》，把木心带到大陆读者面前，让他们有当头挨了一棒的震惊：这样的人物，之前为何我们完全不知道？可能，晚年的木心自己也没有料到，他盘腿坐在纽约某户人家花团锦簇的地毯上讲述的内容，居然成了厚重的文学读本。他是那种不合时宜的性情中人，当年讲到激动处不由哽咽，令现场学生陷入长久的静默，现在，这心情澎湃的片刻闪烁在字里行间，也让读者长叹一声。

倒退30年，这种“我把毕生所学献给你”的课堂互动，还出现在钱穆先生创办的新亚书院。 50年代初，钱穆因为走上了与“新文化运动”倡导者相反的学术道路，被台湾学界排挤，遂在香港一家纺织厂的楼上创办新亚书院，就是今日香港中文大学的前身。

当时的新亚书院，包围在纺织厂的机器轰鸣、佛堂寺庙的木鱼唱诵、潮州饭店的叫卖揽客和小舞厅的靡靡之音里，非得有无比的定力才能潜心向学。为了节省外聘教员的开销，钱穆自己先后开了十几门史学课程。他为自己开的工资仅是每月100港币，这在当时仅够举家食粥。香港大学以数千港币的月薪聘请他当教授，钱穆断然回应：不去！

学生叶龙说，老师是怕自己一走，新亚书院的主心骨一塌，香港涌来的难民学生越发没有书读。叶龙是绍兴人，曾在国民党部队里当过少尉书记官，写得一手快字。他选修钱穆的课程后，因为听得明白钱穆那口无锡官话，笔记记得准确又全面，很容易就将钱穆臧否文学人物的“奇谈怪论”悉数收录。比如钱穆评价唐代诗人，认为王维是居士，李白是喜欢讲神仙、武侠的江湖术士，杜甫才是深郁沉痛的读书人。李杜虽然齐名，但钱穆认为杜甫为高，因为他的人格精神与时代的浮沉打成一片，他的诗才与历史发生了大关系。

钱穆哪怕讲同一门课，给下一届学生上课时，手上提示思路的小卡片永远是新写的，他总有新例证、新发现。这使得追随他的叶龙不断补充自己的听课笔记。后来钱穆移居台湾，叶龙还将听课笔记中有疑问的地方分批辑录，寄给老师。钱穆竟也回信10多次，饶有兴味地解答这100多个疑问点。

2013年，叶龙出版了他的听课笔记《中国经济史》，此时老师去世13年，学生也已86岁；2016年，第二部听课笔记《中国文学史》也顺利出版。钱穆要当一名文化“通人”的努力，在笔记中音容宛在，栩栩如生。

学生们的笔记，留下这些逆流而行的学人当初蹒跚、艰辛的脚印，留下他们的孤独身影和傲骨脊梁。今天，能读到这些见解，读者应暗叹一声“侥幸”——若没有学生的识见与毅力，老师这段挣扎着肯定自我的心路，何时能见天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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