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轮回,晴雨更替,生命个体立足宇宙某处环顾四隅,发现流变无处不在,而自身从诞生之初就已拥有特定而相对固化的身躯与灵魂。拥有思考能力的生命体如何在时空的钳制之下忍受生活的不确定性?以“自然律”为源头发展而来的所谓世界秩序是否有其构建的基本逻辑?“面临着宇宙孤寂的恐怖感的个人”能否依靠孜孜不倦的自省与向外探索寻求永恒的某种可能性?
在超脱于世俗喧嚣的“无人之域”当中,无论是个体之于特定的生活轨迹,还是人类整体之于浩渺无际的“天地之悠悠”,都面临着内与外、固化与流变、非理性与理性等一系列冲突,而建立在基本冲突之上的、涉及个体存在状态与意义的提问正是哲学之王国赖以建成的基底。
以柏拉图一支为代表的哲学家是“理性”的忠诚信徒。他们相信,存在一种完美或者近乎完美的秩序,在此秩序之下,人们的分工协作充满了神性的和谐与智慧,以古希腊城邦斯巴达为范本的著作《理想国》对其作出了具体而周的描述。然而,这种秩序究竟在何种意义上可以被视为是理性的呢?在其严格分明的等级制,抑或是禁欲式的简洁?至少从教育的层面来看,其再三强调的“理性”绝非自由运用“人类理智”的那种真正的理性,而是依附于城邦整体规划的、隐身于绝大多数的愚昧之下的激情共谋,甚至可以说是“损害人类理智的”。正如罗素在论及《国家篇》时所言,万物从大的方面来看总比从小的方面来看要容易得多;俯瞰视角下的人类社会是机械运动的,每一个体似乎都可以成为规划者的兵卒而被任意调度,正义无关平等,而是各扫门前雪、莫管瓦上霜的“完美秩序”。
从现代性的视角来指责这种思考范式确实显得有些刻薄,罗素本人也意识到了自己作为一个虔诚的“自由主义者”的偏狭。但是我们可以说,没有偏向性的思想著作是不存在的,罗素的对于西方哲学建构之基础的反思不可谓没有价值。权力与精英的偏见依然深刻地影响着西方社会以及源自西方而席卷全球的现代化浪潮,无论是经济上的集中化,政治与经济资源的勾连,还是文化教育的纵向脱节,都有其深层次的思想根源,而哲学要做的,就是警惕思考的断裂与沉沦。
从古希腊时期发展至近代,西方哲学在政治上愈发趋向于无政府主义,在宗教上趋向于神秘主义,在文学思想上则趋向于主观主义。从个体的角度来看,人们正一点点卸下精神枷锁,走向解放;从群体的角度来看,非连续性的、不平衡的分崩离析已经在人类社会的各种联系中渐次蔓延,如传统文化、宗教信仰等。“原子化”的描述被无数次地使用,以形容因“中间组织”的解体或缺失而产生的个体孤独、无序互动状态和道德解组、人际疏离、社会失范的社会危机。
近些年来,“你幸福吗”等涉及人类之存在的问题在大众媒介上引发大规模的讨论与传播,在“原子化”的孤立状态之下,人们开始反思自身欲望与现实囹圄之间的关系。2006年,英国莱斯特大学公布“世界快乐地图”,其中,不丹在亚洲国家当中排名第一,一个半封闭的、并且在GDP的衡量意义上贫穷而落后的国家自此以“幸福国度”的形象成为了“世外桃源”的代名词。抛却大众媒介的夸张与美化,这一现象中值得注意的部分是:为何人们越是“多识”,越是渴望从“寡识”的状态之中寻求存在的圆满状态?幸福的“实在”真的可以通过追求“知识”来获取吗?由“智慧”之拥有而获得的“权力”是否实际上积压了幸福的储存空间,从而让心灵陷入虚无或麻木?如果真的如“智者学派”学者高尔吉亚所言,任何事物都不存在、不可知并且不可传达,人类生活的“焦虑感”就将代替“理性”成为存在的主题了。
克尔凯郭尔将“焦虑”比作“自由的眩晕”,当人的精神想要提出一种合题而自由向下俯视自身的可能性(就像在俯视深渊一样),就必定得抓住某种“有限性”来支撑自己,这时自由的眩晕就出现了。我们称其为“存在主义”的这种思考完全是建立在对个体的认知之上的,也就是把个体视作离散的、独立的“原子”,从微观的角度来剖析人的行为与心理;然而,在“原子论”的最初提出者德谟克利特的理论框架当中,“每个原子都是不可渗透、不可分割的,因为它里面没有虚空”,将其与人之复杂、易受影响的程度相对比,“原子”的概念又实际上是宏观的。可见,在“原子论”下讨论幸福实际上有两个维度,一个是个性化的、对幸福的感知能力,另一个是社会性的、在普遍性的标准甚至是比较之下的所谓“幸福”。哲学家不能断定哪一个是虚幻的、哪一个是实在的,因为我们永远无法把自身当做“原子”来研究。
“幸福”这类本就抽象、不可捉摸的名词是哲学的宠儿,但这并不代表哲学是“空洞的”学问。哲学有它自身发展的脉络,同时也将目光投向人类社会的空间性与时间性。罗素比喻道,正如我们对于阿尔卑斯山日出景象的回忆:或许山居者经历了一番与风雪交加的辛苦日子的搏斗,但当这些记忆消逝,便只会在人们的心目中留下“在熹微的晨光中显得分外明媚的峰峦”的图景,并且带给人们诸如“乌云背后隐藏着光辉”的知识。正如历史会以“大叙事”的方式为纷繁复杂的无数事件构建秩序,哲学赋予一些恒久的命题以价值,并尝试构建理论自身的合理性。比如,米利都学派学者阿那克西曼德认为,万物按照时间的秩序,为它们彼此间的不正义而互相偿补。这种观点不仅包含着深刻的希腊信仰,也被泽于哲学自身,此后的斯多葛学派、伊壁鸠鲁学派、新柏拉图学派无不包含着试图“互相偿补”的圆满性追求(无论其体现于伦理观还是知识观)。
哲学对于始终如一的事物有着天然的亲近性,大多数理论体系都以“永恒”为穹幕。普罗提诺这样形容“太一”:它既不存在于任何地方,而任何地方有都有它存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太一”即“永恒”——世界形成于太一的“流溢”,就像树的生命遍布每一根树枝,但仍是同一个生命的延展。当我们谈论“永恒”时,总是不自觉的放慢思维,让头脑进入尽可能广阔的空间之中,感受无边无际的静谧。在这种状态当中,人的有限性被收缩,取而代之的是超脱于时空与因果律的自由感,这种自由感是一切“有理性的”勇气的来源,恰如美国哲学家爱默生在《自然沉思录》中所言:“每个人都有资格给出自己的答案:他首先作为一个生命实践了这答案,其次又作为旁观者感悟这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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