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越缦堂日记》

·羊咬鱼·

十余年前，赴京寻访安徽会馆。安徽会馆由李鸿章兄弟于同治七年（1868）带头捐资修建。晚清名士李慈铭曾与同好聚吟于安徽会馆中，并在馆中宴请过朝鲜使臣。《清史稿》评李慈铭：“性狷介，又口多雌黄。服其学者好之，憎其口者恶之。”李慈铭喜臧否前人同流，对李贽、唐寅、祝允明、袁枚、赵翼等评价不高。他得李鸿章助力，未曾恶语李合肥一句。二李交往，为时人亦为后人所议论。2016年初，与友人各购一套三本《越缦堂诗文集》，时有翻阅。转眼间深秋，读几本写鲁迅先生的书，如此度过长假。

一

1924年6月11日下午，天气有些热了。在与周作人失和近一年后，鲁迅独自回八道湾十一号取书籍、什器，未料与周作人夫妇再生不快。次日，鲁迅告知好友许寿裳当日情形，许寿裳问他，《越缦堂日记》拿出来了吗？鲁迅答：“不，被没收了。”

留在八道湾的书，鲁迅未能全部取出。《越缦堂日记》原是许寿裳所赠。许氏问此书下落，可见挂怀。

1920年，商务印书馆以《越缦堂日记》为名，影印出版了晚清名士李慈铭1863~1889年间日记稿。这年3月6日，许寿裳购得《越缦堂日记》二十部。按鲁迅《马上日记》记载，《越缦堂日记》一部费资银元五十，二十部需百元，许寿裳花费不菲。

李慈铭与鲁迅同乡，比鲁迅早半个多世纪出生，喜文弄墨，有藏书室为“越缦堂”，晚年自署“越缦老人”。越，指浙江省或该省东部地区，也指绍兴一带；缦，既指无彩色花纹的丝织品，也有宽缓、不经心等义。按字面意思，越缦或可解释为“绍兴的无花纹的丝织品”，但具体实指又不恰切。李慈铭藏书室有多个名字，以“越缦堂”名头最响。李慈铭在世时，其日记即被人们传抄、争睹，文人圈流传“生不愿做执金吾，惟愿尽读李公书”一说。以今天流行语而言，李慈铭是个不折不扣的“网红”。

鲁迅对李慈铭日记也留意。 1912年12月28日，鲁迅“赴留黎厂（琉璃厂）购《中国学报》第二期一册，四角。报中殊无善文，但以其有《越缦日记》，故买存之。”当时，《中国学报》等多家报刊节选刊登李慈铭日记，颇为时人关注。

1926年6月25日，在《马上日记·豫序》中，鲁迅写道：“吾乡的李慈铭先生，是就以日记为著述的，上自朝章，中至学问，下迄相骂，都记录在那里面。”在这篇“日记体”文章里，鲁迅还提及：“当他每装成一函的时候，早就有人借来借去的传钞了，正不必老远的等待‘身后\’。这虽然不像日记的正派，但若有志在立言，意存褒贬，欲人知而又畏人知的，却不妨模仿着试试。”由此可知，鲁迅是深读《越缦堂日记》的。

一年后，在《怎么写——夜记之一》中，鲁迅则写道：“《越缦堂日记》近来已极风行了。我看了却总觉得他每次要留给我一些很不舒服的东西……我觉得从中看不见李慈铭的心，却时时看到一些做作。”鲁迅这篇文章是有所指的。郁达夫在1927年发表的《日记文学》中写道：“……日记文学，是文学里的一个核心，是正统文学以外的一个宝藏。至于考据学者、文化史学者、传记作者的对于日记的应该尊重爱惜，更是当然的事情。”他认为，“日记体”是散文中“最便当的一种体裁”，最真实、最具有自叙传性质，其次是书简体。鲁迅读后提出异议，并在《怎么写——夜记之一》一文中，以《板桥家书》、《越缦堂日记》及胡适日记为例，说明日记体、书信体的文字一旦做作，或做假，则更容易令读者产生幻灭感。郁达夫对此予以接受，并在1935年出版的《郁达夫日记集》代序中做了明确回应：“……即在读日记时，若记载虚伪，读者也同样可以感到幻灭，此论极是。”

二

清末民初兴起日记风。李慈铭写日记，翁同龢写日记，鲁迅写日记，胡适写日记，郁达夫写日记，郑孝胥写日记。文人写日记，成了文化风尚。《越缦堂日记》与《翁同龢日记》《湘绮楼日记》《缘督庐日记》并称“晚清四大日记”，且被誉为“晚清四大日记”之首。

胡适在其日记中记述：民国十年（1921）四月二十七日，“看李慈铭的《越缦堂日记》第三册。这部书也是使我重提起做日记的重要原因。”五月四日，“下午，专补作日记。日记实在费时不少。古往今来日记如李慈铭的《越缦堂日记》，更觉得此书价值之高。他的读书札记大部分是好的。他记时事也有许多地方可补历史。”

《越缦堂日记》激起了胡适重做日记的兴趣。这部日记对于鲁迅的影响，恐怕更多的是如何规避“做作”。鲁迅自言：“我本来每天写日记，是写给自己看的；大约天地间写着这样日记的人们很不少。假使写的人成了名人，死了之后便也会印出；看的人也格外有趣味，因为他写的时候不像做《内感篇》《外冒篇》似的须摆空架子，所以反而可以看出真的面目来。我想，这是日记的正宗嫡派。”写给自己看，不预备发表，这是鲁迅希冀践行的，但他生前所记下的日记后来不仅出版，连其个人生活都被翻个底朝天，几无隐私可言。鲁迅与许广平的135封通信，是在鲁迅生前经其手增删而编辑成《两地书》，这倒是没有准备发表而做了发表。

名人书信、日记，若以原汁原味发表，自然可供探秘窥私。鲁迅嗜书如命，日记中记了许多买书事，包括购书花销。据《鲁迅日记》可知，鲁迅1912年至1936年购有14000多册图书，但日记中鲜有看书心得。李慈铭则在日记中，记下大量购书事迹以及诸多读书札记、评论、考释，并录有其本人诗词、骈文作品等。

周作人也做日记，喜欢的也是写得自然而真实的日记，他说：“日记与尺牍是文学中特别有趣味的东西，因为比别的文章更鲜明的表现出作者的个性。诗文小说戏曲都是做给第三者看的，所以艺术虽然更加精炼，也就多有一点做作的痕迹。信札只是写给第二个人，日记则给自己看的（写了日记预备将来石印出书的算作例外），自然是更真实更天然的了。”

鲁迅写了20多年的日记，简而又简，如流水账，看起来或许枯燥。他说自己日记：“写的是信札往来，银钱收付，无所谓面目，更无所谓真假。例如：二月二日晴，得A信；B来。”李慈铭从17岁开始记日记，直到逝世前十天，历时40年记下数百万言。但他在世时常“反刍”，检点旧日记，并有涂改。这也为人所诟病。在日记里，鲁迅未写过游记内容，李慈铭不仅写山川游历、赏花弄草，还记述清咸丰至光绪近四十年间的朝野见闻、人物评述、名物考据、书画鉴赏等。李慈铭时常嗟贫，却乐于宴饮、冶游，沉迷声色，讲甘美享用。

同为浙江人的郁达夫不无名士范，日记里写游山玩水、纵情诗酒，甚至自爆个人陋习污行，在世时即将日记拿出来发表、出版，引发“围观”。说到底，李慈铭、郁达夫写日记预备刊行，鲁迅记日记权当备忘。

三

李慈铭病逝后，《越缦堂日记》前后两次影印出版，首功应记在鲁迅同乡蔡元培身上。

蔡元培早年读过李慈铭诗文与尺牍，心生崇敬，并在光绪十六年（1890）首次去京师参加会试时拜访了李慈铭。此后，俩人往来密切。1894年6月，刚补授为翰林院编修的蔡元培，为李慈铭从其三弟过继来的嗣子李承侯讲课，并代李慈铭阅处天津问津书院课卷。因李鸿章荐举，李慈铭当时兼任天津问津书院北海学堂山长。蔡元培还得李慈铭授权，多次翻阅其亲笔记下的日记。

蔡元培热心张罗，使得越缦老人的9000余卷藏书以及《越缦堂日记》幸免于难。据藏书家韦力记述，《越缦堂日记》原稿现分藏于上海图书馆和上海博物馆。

鲁迅逝世已80周年。当年，他未能从八道湾取出《越缦堂日记》等书，不知周作人会否保存。知堂老人大部分藏书，约2万册，于1950年被充公；文革中，又遭抄家，所藏信札、手稿等被抄走许多。至于许寿裳当年赠与鲁迅的《越缦堂日记》，存世与否尚是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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