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韩国,权力、财富这些诱人的关系都盘根错节地隐藏在家族体系中。
财阀(chaebol)一词源自日本,约在公元1900年前后开始使用。最初是指某地的富豪,到了明治时代末期,渐渐不再限于某地,通指该富豪的家族。韩国财阀还有规模大、具有超强经济实力、依靠外部资金、家长式管理哲学,以及与政府关系密切等特点。
有学者说,这次“闺蜜门”事件掀起的滔天巨浪动摇了韩国国本,对韩国影响深远,涉及的有三星、现代汽车、SK、LG、GS、韩华等16个大企业集团旗下53家公司。如果彻底追究,韩国国内前十大财阀几乎全涉案,这些大企业有一大票高层统统要被关进牢里,这样一来,韩国国内经济大受影响势必无法避免。
财阀经济
韩国政府保护下茁壮成长
韩国大部分家族财团是从朝鲜战争的废墟上崛起。战争结束后,政府官员们为承诺将重建韩国的商人们提供赈济基金和廉价贷款。韩国政府还保护本土产业免受外国竞争侵扰,帮助本土产业发展壮大。这剂经济良方效果显著:在接下来数十年间韩国崛起为工业巨头,这些财团在这一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二战结束后,政府将日本人留下的财产和外国的援助资金、物资,分配给承诺投入重建的商人,同时,还为他们提供进口许可证、低息贷款等优惠措施。此外,财阀还在国有企业私营化、地产投资中获得巨大发展机会。因此,财阀在韩国晋身现代工业大国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但也造成社会资源分配不公的现象。
韩国促进经济发展的独特方式,也造就政商间密不可分的关系。
1948年李承晚政府成立后,只关心政治的李承晚政府将战后遗留的日属资产以很低的价格或几乎无偿地出售给支持他的人。既得财产的分配从1948年8月开始一直持续到1957年,出售过程是不公开非竞争性的。
再以现任总统朴槿惠父亲、前总统朴正熙为例,他在1961年发动军事政变,夺取政权,确立了以出口为导向的外向型发展战略。为促进出口,朴正熙政府选择出口能力比较强的大企业在政策、资金、技术、原材料等领域进行特殊扶植,并根据企业的出口业绩进行巨额补贴和更多的扶植与政策倾斜。政府的这些激励机制,大大提高了企业的出口积极性,同时也获得了快速壮大自我的绝好机会。
掌控命脉
巨无霸财阀与政治相结合
20世纪70年代,韩国政府开始实施重化工业产业政策,韩国政府选择了一些大财阀作为依靠和大力扶植的对象。那些顺从政府重化工产业政策的财阀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都获得了政府大量的优惠资源,并取得巨大的增长。
但是,正如一些经济学家所认为的,政府的策略也造成了不平衡。想分到普通人手里的钱,最后都落到了富有家族的手中,随之而来的不满一直延续至今。政府保护以及对劳动力流动限制,让这些富有家族免受国际竞争或者代价高昂的失败的困扰,心无旁骛地将各自麾下的商业帝国拓展至新的领域。
在这种保护政策下,韩国的财团都逐渐成为巨无霸企业。根据世界贸易组织发布的数据,到20世纪90年代末,这些家族财团在韩国制造市场所占的份额接近三分之二。
伴随着20世纪80年代韩国向民主国家转变,整体态势发生转变。到那个时候,家族财团的经济实力已经非常强大,他们甚至掌握了相当大的政治权力。韩国政客们开始指望大财团在政治和资金上的支持来帮自己在选举中胜出。20世纪90年代晚期的亚洲金融危机,让很多人担心“财团之间过于亲密可能会导致一损俱损”。伴随着韩国经济的日趋成熟,国民更多成为消费者,越来越多的韩国人对这些财团的政治权力和腐败心存担忧。同时,很多韩国人也认为商业诈骗是韩国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
社会影响
全方位垄断财富与人力
财阀对韩国社会的影响是全方位的。首先,韩国财阀对韩国经济高度控制,所以民众也不可避免地被财阀绑架——要更好地生存,就只能为财团服务。
其次,由于韩国本身资源有限——财富和人力资源都高度集中到与民生直接关联较小的重工、电子科技行业;而进入门槛相对较低、财阀控制程度相对较浅的民生产业,由于发展受限,所以普通人很难通过其发家致富。这既堵死了民众自由上升的空间,也使得民众如果不能进入财阀企业,并在其中获得相应地位,那么将很难在社会上体面立足——高昂的物价以及民生行业创富能力的有限,将把这些民众逼入生活的困境。
这种情况下,普通民众除了考公务员,只能挤破脑袋进入财阀企业,并试图在其体系内部获得上升。但大型家族企业的僵化模式,以及垄断地位带来的强势做派,使得普通人很难在财阀企业内部出头,反倒不得不忍受严苛甚至带有侮辱性的管理,以及过度的盘剥。所以韩国民众对财阀的愤怒,也就在情理之中
而从国家层面来说。韩国这种财阀经济模式,也存在着很大的风险。由于财阀数量稀少,主要分布行业的集中,以及其内部权力架构的高度集权化,这使得韩国经济,乃至国运,都承担了很大的风险。
前景不妙
财阀地位将遭遇挑战?
随着财阀规模的不断扩张,越来越多的韩国人意识到少数财阀控制韩国经济的危险性。
1980年,韩国政府开始对财阀实施管制政策,大财阀的财务状况、扩张行为以及房地产投资开始受到政府的监控。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席卷韩国。许多昔日称为“韩国经济支柱”的大财阀破产倒闭。为应对金融风暴,韩国政府不得不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金融援助,并按照西方经济的方式对财阀和韩国经济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财阀重组改革的核心内容包括打破财阀家族控制,卖掉非核心企业,实行专业化经营、禁止财阀集团内部子公司相互提供贷款、担保等。
韩国司法界对财阀罪犯一直持较宽容态度,常以对国家经济的贡献为由改判缓刑。包括三星“太子”李在镕的父亲李健熙曾因逃税和侵占公款被定罪,现代汽车会长郑梦九、CJ集团会长李在贤、韩华集团会长金升渊等都曾遭判刑入狱,但是最终都会出现在总统特赦的名单之中。
不过,这次情况也有可能与以往不同。首尔的社团法人监督组织CEO Score总裁朴俊说:“考虑到目前公众的感受,李在镕可能较难获赦免;如果下届政府给他特赦,将成政府道德形象的致命打击。”
沉重一击
三星若瓦解韩国有危机
作为韩国财阀中最大的一家,被戏称为“三星共和国”的三星集团占据韩国经济比重的五分之一,经营范围覆盖各领域,其影响力之大,已到了“一损则天下皆损”的地步。
由于几大财阀把持整个韩国经济命脉,韩国任何一位当选总统都不可能摆脱财阀的影响,轰轰烈烈的“反贪腐”“反财阀”,最终往往雷声大、雨点小,尽管民主化后大多数总统出身平民,却不但奈何不得财阀,反倒自己往往成为财阀的牺牲品。和几位前任相比,出身总统之家的朴槿惠和财阀关系更加密切,虽然执政初也喊出“经济民主化”口号,但对于这位左右班子成员“非富即贵”的总统,人们显然更乏信心。
然而“闺蜜门”所意外引发的韩国政坛风暴不仅突如其来、势头凶猛,而且后劲十足,意犹未尽,不仅一度强势的朴槿惠黯然“被挂”,穷于应付独立检查组的步步紧逼,“三星共和国”也在“连环将”下节节后退,最终难逃“太子”李在镕被逮捕的结局。
正如一些分析家所指出的,李在镕从“抵抗”到主动步入法庭听候发落,让迄今拒绝接受独立检查组调查的朴槿惠平添压力,在距第一次调查时间节点仅十几天之际,李在镕的就范无疑让朴槿惠“兵临城下、将至壕边”。
但李在镕的被捕,他将来可能的被判刑,都不至于令“三星共和国”伤筋动骨:其父李健熙虽身体欠佳,但其妹李富真却是公认的商界强人,三星家族冠盖济济,首顺位继承人的跌倒可能激发家族内争位冲突,却未必对三星的根基有太大撼动。退一万步,即便今日之三星遭到如昔日大宇那样的命运,也无法从根本上改变由“土壤”决定的韩国财阀经济、财阀政治游戏规则。
首尔大学公共行政研究所教授朴善应预计,三星集团如果瓦解,韩国失业率将飙升7%,保险业将崩溃,韩国将爆发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
■声音
斩断官商勾结
才能激活韩国经济
韩国不少民众认为,“亲信干政”事件证明了几十年来韩国官商勾结格局的改变仍有不足,长此以往企业将丧失动力。
而韩国财界则认为在韩国经济长期低迷、外部形势严峻的当下,对GDP贡献率近20%的龙头企业掌门人被捕影响消极,如果调查范围进一步扩大,大企业经营、投资、品牌信誉等或将面临萎缩风险,会让韩国经济复苏难上加难。
应该选择“经济发展”还是“清算积弊”?韩国共同民主党前党首文在寅指出,只有果断地斩断官商勾结的根源、清算财阀积弊,才能激活经济。
韩联社指出,官商勾结并非仅凭财界努力便可杜绝。韩国社会应加强对政治权力、政府机关以及对企业经营的长期监督和监管,增强行政透明度,形成一种健康的政商关系以及官商勾结无处容身的社会环境和文化。
本版文字综合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国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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