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读完了雨果的《九三年》(郑永慧译)。
以前,从未完整读过雨果的作品,只是了解与他密切相关的两个碎片:一封信和一个人。一封信,是雨果在1861年写的《就英法联军远征中国给巴特勒上尉的信》,对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法联军焚掠圆明园的野蛮行径不留情面地给予谴责和控诉。一个人,即雨果的名著《巴黎圣母院》中的人物形象敲钟人卡西莫多,是作者让丑到极点的相貌和善良至美的内心集于其一身,借以成功处理丑与美的对比、转换的经典形象(想起鲁迅在《为了忘却的记念》中写“左联”五烈士之一的冯铿女士时,说冯铿“她的体质是弱的,也并不美丽”)。
《九三年》,是一部不朽的名著,矗立在世界文学长廊中。“九三年”,特指一七九三年,它是一首史诗,镌刻在法国历史上。这一年,法国新生的共和国诞生不满一岁、革命与封建复辟势力生死搏斗,处于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急风暴雨时代。雨果挥动如椽巨笔,生动地再现了一七九三年纷繁复杂的阶级斗争,浓墨重彩地描绘了宏大的充满革命激情的历史宏图。
在小说中,雨果就像一位威武善战的战功赫赫的大将军,一个个的文字便是他的部下。他调兵遣将。他指挥若定。他深谋远虑。他瞅准时机,进退自如:该进攻时则千军齐发,万箭攒射;该退守时则如风卷云散,悄无声息。整部小说结构不蔓不枝,张弛有度。舒缓时,时间几乎静止,天地宁静,大自然温馨醉人,没有屠杀、恐怖、血腥、罪恶;紧急处则闪电、暴风和骤雨齐来,令人目不暇接,大火像魔鬼在夜空露出狰狞的面孔,枪炮声在耳边呼啸,短兵相接,哀嚎不断。《九三年》便是雨果继《巴黎圣母院》《悲惨世界》之后的又一战果。《九三年》是雨果的写作艺术达到炉火纯青地步的产物,充分显示出雨果晚年圆熟的艺术技巧。
小说分为三个部分,第一第二部为全书确定了背景和框架,给此后的故事发展作好铺垫。在第三部中,三个主要人物,朗特纳克侯爵、郭文子爵和西穆尔登,终于在拉·图尔格的攻防战中正面相遇,此后节奏明显加快,情节起伏跌宕,一步步导向那撼动人心、惊心动魄的结局。第三部也是全书的精华所在,闪烁着人道主义的光芒。
朗德纳克是小说中着墨最多的人物,他是旺岱叛军的首领和精神偶象,作者让他以一个反动叛党、匪军头子的形象出现,在他身上安置了诸如残暴、顽固、冷酷等性格特征,似乎他本来就应划入“坏的圈子”。
朗德纳克的对手郭文出身贵族,是一名子爵。他“三十岁,高大魁梧,眼神像先知一样深沉,笑起来像小孩。他不抽烟,不喝酒,不赌咒发誓”。郭文的这种完美还表现在战场上的勇敢坚强、睿智从容,他是一个出色的指挥官。
西穆尔登是严厉的革命者,也是郭文的老师。他坚信共和,特别是坚信恐怖政治。他反对实施仁慈,不相信人道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原则。
在拉·图尔格的恶战中,叛军首领朗德纳克为了救农妇的三个孩子,放弃了唯一可以成功逃跑的机会。他回到已成火海的拉·图尔格,救出三个孩子,然后束手就擒。面对着英雄一样的战俘,郭文陷入了遐想:“他最坚定的决心、最认真的许诺、最不可改变的决定,这一切都在他意志的深处动摇了。”他用自己换出了被关在牢房中的朗德纳克。而郭文自己却因为私自放走共和国的敌人,而被西穆尔登处死。而西穆尔登在宣布执行军纪之后,眼见郭文被执行绞刑时,一声枪响,也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革命,是小说的主旋律。人类的进步历程,少不了革命。革命是刺激的、狂热的,也是血腥的、残酷的。当革命的胜负已定,人的良心又成了一个战场,魔鬼和上帝在朗特纳克侯爵、郭文子爵和西穆尔登各自的心中开撕,尽管读者看不到这场战争的火焰,听不到这场战争的枪炮声,但没有人能否认:魔鬼和上帝的决斗同样无比激烈、无比悲壮。
他们三人对待生命和死亡的态度,倾注了雨果一以贯之的人道主义精神。对死亡,革命的胜利者和失败者,都没有丝毫畏惧,凛然奔之,慷慨从容,如赴盛宴,如会恋人。这是一种崇高的英雄境界。这部小说,让读者揣摩、思考、察觉人之所以为人的神秘、高贵、复杂以及人性的光辉与弱点。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雨果一生思想的概括和总结,也是作者艺术形式最为完美成功的作品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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