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释道与希腊文化的对应

赵焰

东西方文化，花开两朵，根部相连。都是“发乎心”，都是主观世界对客观世界的反映，以中国文化的说法，是先有“感”，再有“觉”。人类文化分为西方或东方，只是以地域区分，不是以性质区分，它们都是人类共同的东西。

中国的儒家也好，道家也好，都是当然的循道派。什么是“道”？道是“恍兮惚兮，其中有象”，是隐约的真理。中国古代一般不给名词加概念，不进行内涵和外延的限定，所以中国文字的“道”字很复杂，大多时候，只能意会，不可言传。中国的“道”是模糊的，它不是自然律，也不是规律，它是本体和规律合一的东西，既笼罩着全宇宙，也渗透于很小的个体之中。天道见于人事，人道见于天象，两者有着相互作用。一方面是大宇宙、小宇宙的对立，另一方面是天人两界的相感。你看这个“道”是不是有点玄乎玄乎？

要循道，得先“寻道”，就是寻找真理。寻道，其实也是求真。儒家努力寻“道”，“朝闻道，夕死可矣”；道家也讲“道”，比如“道可道，非常道”。

道家之后，出现了以“寻道”为目的的道教。道教与道家的区别，就在于道教偏激，把“寻道”当作毕生的追求了。孰不知循道难，寻道更难。

佛教中国化之后，佛教的《华严经》里面讲有一个帝释之网，也就是天地的网，称为因陀罗网。因陀罗网几乎相当于我们中国的“道”，它本身就是一个宇宙。传说中因陀罗网每一个网上的交叉点，打结的地方都有一颗明珠，每一颗明珠照见别的明珠，而又从别的明珠照见自己。换言之，并不是单单一颗明珠，交相辉映，一珠可见其余所见的明珠，同时在照得见其他明珠时也照见了自己。于是，宋儒的格物，也正如上述珠网的观照，从格一棵竹子中格出道理来。当然，也有王阳明这样的，格了七天也没有格出个道理来。

《华严经》所说明珠交映，被人认为有点像现代科学所说的量子纠缠。听起来好神奇。

儒家“寻道”，不似道家“寻道”那样执著。求真的同时，还寻一个“善”，一个“美”。“真”相对难寻，表现在外在，就是“善”，也是“美”。“美”与“善”，其实是“真”的影子。“美”和“善”，还像是“真”的两翼翅膀。三者之间，也是“三位一体”的关系。

“真、善、美”的关系，以我的看法，黑格尔论述得最为抽象和透彻：“真”是“绝对理念”，是“彼岸世界”；“善”与“美”，是彼岸投射于此岸的影子。黑格尔的思想，带有强烈的形而上意味，不多说。

西洋知识，寻真的愿望更为迫切。求真的过程，其实就是求智。不过他们的求智，用的是理性精神，逻辑思维，不像道家，用的是感觉。用感觉求真，容易跑偏，一会就偏离了路径，把自己跌到九霄云外。儒家求真，虽然有理智，不过逻辑缺乏，偏重于人情世故，经常把“美”和“善”带进来，有时候甚至因为“美”和“善”，忘记了“真”。

西方求真，去表及里，因为深入，所以坚定，理性精神强；东方求美，关注外部，失之肤浅，理性精神弱，感性成分多，模糊成分大。由此也形成了东西方文化的特色。

万物诸多相似。中国的儒学和道学，在同时代的希腊，也能找到差不多的学说和看法。古希腊哲学中，也有“道”的概念，斯多噶学派主张宇宙间有一个终极的逻各斯，颇似中国的“道”。基督教《新约圣经》中“太初有道，道成肉身”，即是吸收了古希腊哲学的观念，转化为上帝代表的超越理念。中国的儒学，跟古希腊的斯多噶学派主张差不多。这一派堪称西方的儒学，在希腊化时代及罗马时代，是地中海地区的显学，影响超过同时代的其他宗派，具有人文主义的思想，主张人要顺应生活和自然的支配，追求生命之中心灵的快活；讲究伦理和社会的秩序；强调人的社会责任感，等等。

与古希腊斯多噶派相比，中国儒家学说相对狭隘，因为儒家理性主义仅限于人类社会，对于自然世界兴趣不大。

孔子之后的儒家，即孟子的学说，被西方视为跟孟德斯鸠学说极像。孟德斯鸠主张政府三位一体，被认为来源于孟子。这应不可能，只能是学说的相同罢了。孟子学说，有“非君”的思想，可是要发展成制度，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儒家的左派，也即法家，像什么？像马基雅维利的学说，为皇权服务，有求必应，丧失准则。

道家呢，特别像希腊的伊壁鸠鲁派。通常是自由主义者以及享乐主义者，认为人死魂灭，主张快乐绝非肉欲物质享受之乐，而是排除情感困扰后的心灵宁静之乐；仅有物质成就，并不能让我们长久感到满足。伊壁鸠鲁派是生活的极简主义，主张吃喝要适量，性欲也要节制，无节制追求享乐，必定会带来痛苦。这一宗派主张宇宙的客观存在，甚至提出“原子”是宇宙的基本物质，可见这一派的深邃眼光。

希腊还有犬儒学派，以个人自尊自在为志，鄙视财物和功名，不在乎世俗的虚荣与享受，是绝对的个人主义。一个著名的例子是：古马其顿帝国亚历山大国王巡游某地，遇见正躺着晒太阳的第欧根尼，这位世界之王上前自我介绍：“我是大帝亚历山大。”第欧根尼依然躺着，也自报家门：“我是狗儿第欧根尼。”大帝肃然起敬，问：“我有什么可以为先生效劳的吗？”哲学家的回答是：“有的，就是——不要挡住我的阳光。”同样的例子，发生在战国时期的庄子身上：庄子钓于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愿以境内累矣！”庄子持竿不顾，曰：“吾闻楚有神龟，死已三千岁矣，王巾笥而藏之庙堂之上。此龟者，宁其死为留骨而贵，宁其生而曳尾涂中乎?”二大夫余曰：“宁生而曳尾涂中。”庄子曰：“往矣！吾将曳尾于涂中。”

庄子，可以说是中国的第欧根尼；第欧根尼，也可以说是中国的庄子。

罗素在《西方哲学史》中，说苏格拉底兼有斯多噶学派和犬儒学派的特征。这等于说苏格拉底兼有孔子、老庄的特征。我同意这样的说法。孔子和老庄的学说并不矛盾，也并不是完全不能相融。我们现在所说的是孔子、老子和庄子，是根据《论语》、《道德经》、《庄子》中看到的孔子、老子和庄子，并不完全是活生生的孔子、老子和庄子。孔子说：“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跟老子出关的行为很接近了，只是愿望没有变成行为罢了。曾点抒怀：“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孔子表态，“吾同点也。”也接近庄子的行为和主张。

孔子、老子和庄子，其实存在很多相同点，完全有可能彼此融合。

人经常是这样，在学问上，在理智上，是儒家；在性格上，在本质上，是道家。孔子是这样，司马迁是这样。这样的人，还有很多。

世界的缝隙很大，各种主张、主义，你找你的路，他走他的路。主义和主义之间，艺术与艺术之间，艺术家与艺术家之间，互相之间，谁也难吃掉谁。它们之间的关系，应该是一种映照更好，男人可以衬着女人漂亮，女人可以衬着小孩漂亮。怀有这样的心态和视角看世界，世界就变得和谐了。

至于希腊的毕达哥拉斯学派，认为天地是由数构成的，宇宙万物的秘密，隐藏在数字之中，其系统中的“数”不只为计算，还包括解释“本体”与解释“变化”的内容。若与中国古代学派相比，应该跟阴阳五行家相似。

传统儒、道、释三家，我最喜欢的，是儒家。当然，这主要指的是汉之前的儒家。汉之后的儒家，不喜欢。孔孟学说有难得的理性精神，说老实话办老实事，不装神弄鬼，乐观而豁达，是很难得的。有人说孔子的《论语》是心灵鸡汤，这话有三分道理。孔子说的话，在现在看起来是常识，可是当时的人们，尚不懂常识，常识在当时难能可贵。在人们食不裹腹的情况下，鸡汤是何等珍贵。可是现在人们都能吃饱喝足了，有些人还拿着鸡精泡水冒充鸡汤，就是害人了。

王小波在《我看国学》中说，“我喜欢他（孔子），要是生在春秋，一定上他那里念书，因为那儿有一种‘匹克威克俱乐部\’的气氛。”心智优良的学生，内心深处都会渴望“匹克威克俱乐部”式的宽容和自由。在那个时代，东方有稷下学宫，西方有雅典学派，这都是值得庆幸的事。

儒家难能可贵的，是有“礼”还有“乐”，儒家不排斥，甚至还崇尚艺术对于人心的净化，这对相对教条庄重的中国文化来说，是很难得的。儒家之所以持续二千多年，一直为人们敬重和服气，很大的一个原因，是它有合乎自然和人性的东西。孔孟要是真的“假大空”，肯定早就被掷到垃圾堆里去了。

儒家也有“得志猖狂”的时候——一次是西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另一次则是明朝，由儒学新发展成的“程朱理学”为朱家天下所用。儒家两次变为“帝王之学”，害人又害己——一方面为强权所用，成为“家天下”的桎梏，伤害了中国人的自由心灵；另一方面，对于自身的学术进步，也是一种扭曲和变形。

儒家还有着双重性：一类为在朝的，迫害人的；一类为在野的，被迫害的。儒家最大的优点，就是永远保持一批在野的儒家，以儒家的思想体系为标准，批判当朝者。从这一点上说，儒家是最清醒的，清醒在于对基本价值观的坚守。

中国的儒家、道家、佛家，数千年一直兴旺，是因为跟皇权达到某种默契——儒家可以“为我所用”；佛家可以“安抚灵魂”；至于道家，提倡自由，毫无威胁，出自本土，可以牵扯外来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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