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仍是西方人眼里的外国人

□叶兆言

奈保尔的叙述方式既古典又现代,既符合世界文学的优良传统,又因为自身的努力探索,发展和丰富了世界文学。他的尝试,实际上是所有第三世界作家应该做的事情。当然不是指文化上的简单归宗,而是如何准确和有效地展现我们自己世界的精神面貌。文学说穿了就是一种态度,一种准确和有效的表达方式。奈保尔以西方人的眼光来看待自己的生活,换句话说,用西方人的观点说殖民地故事。有意无意之间,他的作品不可避免地反映了落后的一面,暴露了愚昧,暴露了黑暗,揭示了缺少现代教育的真相。奈保尔的艺术实践带来了一个直接后果,这就是西方人看到了奇风异俗,第三世界看到了西方人的歧视目光。奈保尔通过自己的文学作品,让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通过这种特殊的方式,不同寻常地进行了文化上的交流。

尽管奈保尔接受了典型的英国教育,继承的是狄更斯以来的英国文学传统,作品本身已成为英语优秀文体的一部分,曾多次获得包括毛姆奖、布克奖在内的多种文学奖项,并被英国女王授予“骑士”,但是所有这些,仍然改变不了他的殖民地身份。他的小说与纯粹大英帝国出身的毛姆,与吉卜林,与福斯特,与波兰裔的康拉德,有着明显的渊源和发展,但是他永远也成不了真正意义上的西方人。就像我们看奈保尔是外国人一样,纯粹的西方人观点与我们也一样。奈保尔无论在文化上如何归宗,在今天或未来的文学史中如何有地位,他仍然是一个西方人眼里的外国人。

对奈保尔的接纳或许只是一种权宜之计。权宜之计也可以看作是发达国家的无奈,毕竟世界文学不等同于发达国家的文学。在世界文学的大格局中,西方发达国家的文学水准虽然始终占据着霸主地位,但是文化的称雄,毕竟和经济、军事不一样,世界文学永远愿意接纳有创造性的新玩意,没有新玩意的世界文学就没有活路。风水轮流转,奈保尔的幸运,在于符合世界文学的需要,迎合了潮流,并且顺利地融入主流中间。然而幸运也极可能成为不幸,奈保尔的不幸,是他很可能会受到第三世界的反对,他越成功,反对的声音可能会越大,抗议的浪潮会越高。作为一个印度人后裔,我非常吃惊他竟然敢说这样的话:我不为印度人写作,他们根本不读书。我的作品只能产生在一个文明自由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出自尚未开化的社会。除了佩服奈保尔的坦率,我更佩服他的勇气。对于一个作家来说,坦率和勇气是不可或缺的,我宁愿相信,这更多的还是一种赌气,因为事实上,尽管奈保尔不想为印度人写作,不愿意关注那些尚未开化的社会,不屑为被压迫者说话,结果也仍然是一样。态度有时候可以说明一切,有时候却什么也说明不了。写作永远是只对读书的人才有意义,文化只有在交流时才能产生火花,身为印度人的后裔,奈保尔并没有拉着自己的头发跳到地球外面去的魔法。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读者从作品中读到自己想见或不想见的东西,这些并不是作家的过错。阅读是一种探险,是心灵的旅游观光,是发现,从奈保尔的小说中看到第三世界的奇风异俗,看到西方人的歧视目光,只能说明奈保尔小说的丰富内涵。

奇风异俗和歧视目光都不是作者的本意,更不是写作的目的,即使没有奈保尔的小说,它们仍然也会存在。小说揭示的是我们容易忽视的那些东西,因为忽视,所以自欺欺人以为它们不存在。对奈保尔小说中作者态度的玩味,有助于我们思考创作时可能会遇到的一些问题。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要想认识庐山真面目,最好的办法就是像李白那样,早服一粒还丹仙丸,琴心三叠道初成,然后高高地飞起来,从远处往下张望。居高临下,翠影红霞,鸟飞不到,看一座山是这样,看奈保尔的小说是这样,看一个世界也是这样。

(摘选自《站在金字塔顶尖的人物》,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原文有删节,标题为编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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