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熙睿 我们发现《大学》《中庸》几乎代表了传统文化所有的优秀特质:重视德行,惯于有序,大道至简,平和切实,形成了中国文化对政治、伦理道德的高度重视,以及早熟、务实的鲜明特色。
相对于西方的派别林立的宗教、哲学,中国文化似乎更注重天地人伦的建构。也就是梁漱溟先生所说的,是以家庭伦理为本位的社会形态,以道德代宗教的文化特征。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中国文化缺乏宗教感,但并不预示着中国人没有信仰;中国文化缺乏形而上的思辨热情,并不等于没有对永恒的敬畏,没有神性的光辉。由于农耕文明极为发达的人文背景,中国人总是对大地充满了深厚的情感和内心的依恋,我们发现中国人的信仰其实就是“天地人”的生命图景,是三者的各美其美,和谐共生。而其中最关切的是地、人,然后是深刻在每个人心中的道德律——天。
天在中国人并不是一种空间概念,而是指人性的来源。正如钱穆先生在《晚学盲言·天地与万物》中指出的那样:“中国人认为人生一切活动皆本于内在之性,而人性即禀赋于天,故在人生中即涵有天之一部分,而与天为一。”因此,儒道之天,既是大自然的统称,更指天命、天性,亦即《中庸》开篇所谓的“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中国文化从一开始,就确立了正确的天人关系,并一直贯穿始终。
儒家认为,人类要生存发展,就要参与社会实践,就要做事,就要知人,才能适宜地看待自己,和谐地与人相处。知人和知天紧密相连,因为我们的德来自天地之道,我们的德性即本性自然也来自天地的赋予。每个人的德性是一样的,而德行却需要不断地修为。《大学》开篇就讲“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至于至善。”后人又将《大学》的要义概括为“三纲领”、“八条目”,更加凸显了其重视人生内在自我修养、讲求世界外在礼仪秩序的逻辑关系,为每个人一生的旅程指明了由近及远、由小及大、由低到高的实践路径。
自然,《大学》《中庸》不仅仅停留在个人修身的层面,按照儒家积极入世的观点,修身只是人生的基本素养和起点,最终要达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圆满境界。中庸更是一种至高的德行要求。它涉及到做人、处事、求学、治国等方方面面,中庸的境界如同“至善”,实际上是为人们标示了超越世俗的形而上的价值标准,看似容易做到难——而这正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所在。
明德行善、孝悌忠信、天人合一的观念对中华文明的发展壮大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由此而来的君子理想和圣贤人格都遵循着这一主导思想。“故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温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礼。”圣人之道就在于顺应万物,发育万物,尊崇礼仪。一个普通人更应当领会天地运作的道理,积少成多,脚踏实地,敦厚品德,成就自己完美的人生;由此而来的政治伦理讲求重视人才,任人唯贤,反对“无能之士在廷而愚污之吏处官”。最终产生了世界历史上最好的文官选拔制度——科举制度;由此而来产生出生意灌注、含蓄有度、章法精切的中国古典诗词、园林、绘画艺术。唐宋都是中国文化最美丽的时候,唐朝像春花之初发,宋朝像夏花之绚烂,即使在离我们二三百年前的世纪,中国大地依然到处是青山绿水、鸟语花香。
“天下国家可均也,爵禄可辞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我们充满劳绩地活在世上,又渴念仰望星空。我们来过,真诚地爱过、思考过,我们走了,世世代代的后人坚强地活在世上。不要气馁,不要对生命失去信心,不要憎恶命运——这可能就是《大学》《中庸》对我们最好的祝福。
现代技术文明以其魔术般的力量,给人类带来了极度丰富的物质享受,但它也始料未及地将人类精神放逐了。因此,一切有良知的现代思想家,无不把苦苦寻求散失的精神价值,重建人类的精神家园作为自己的道德责任,重新深入经典内部和大地深处,尽力找回存在的依据。
美国历史学家巴尔赞在其《我们应有的文化》中,从人文到艺术,从历史到哲学,全面考察了现代文化的衰颓迹象:在专业化的支配下,人文学科被学术研究侵蚀,丧失了其人文气质,沦为纯粹技术性的分析;文化被委托给专家,成为谋生手段,成为文化产业的组成部分,不再是大众完善自己精神的财富;艺术成为功利性的收藏活动,人们没有对艺术的真正理解,却为其疯狂飙升的价格而蠢蠢欲动;知识则转变可随时检索的信息洪流,人们专注于占有事实而不是领悟语境或者意义……他追问道:将来,是新黑暗时代的到临,或者是新的理想、新的文化的创生?
环顾经济与精神日益分裂的商业社会,还有多少人能够有自我担当精神,“闲邪存其诚,修辞立其诚”,警惕和反抗消费文化、域外文化对我们优秀传统的稀释和摧毁,在与西方文明的交融碰撞中,着力再造具有中国风格的新文化?
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指出,西方现代文明其实是绝处逢生。正因为中世纪的西方世界常年各族交战,江山易手,人民流离,曾经的希腊罗马古典文化早已在战乱中人们的记忆中荡然无存。到了十六世纪,意大利、西班牙、法国、英国这些原罗马帝国统治崩溃后的小邦国,经济、文化都处于极为落后的状态。正因为他们一无所有,才开始白手起家。宗教上趋向世俗功利、追求财富的新教伦理精神被不断认同,从全球贸易入手,用船舰利炮的军事威慑、工程机械的高效率技术,建立起席卷全球、摧枯拉朽的工业文明。同时,他还提醒我们,强势的西方缔造了现代文明,但它却没有能力消除由此带来诸多弊病。一些后起的工业化国家必须自己在世界潮流的汇聚中解决自身的问题。
应当说,中国文化本身并没有什么根本性的问题,只是任何文明,都是在异域文明的挑战中更生壮大的。中国文化中注重整体、注重天地人伦和谐共生的思想是人类精神的宝贵资源,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中国文化在充分吸收西方工具理性的同时,绝不应当放弃自己独具特色的价值关怀,而应当以更加包容、更加自信的姿态加入到世界诸文明的碰撞和互动,再造我们的新文化。
“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先贤那种一气贯之、亲切自信的话语犹在耳畔,那是我们终生难以忘怀的乡音,是我们精神河流丰沛、清澈的源头。在基本完成了生存层面的建设后,我们每个人都应当心静神凝、屏声敛气地系统、深入地阅读经典,从中受到教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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