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来狂”：茨威格的文化宿命 读《马来狂人》与《象棋的故事》

当年读茨威格的小中篇《马来狂人》与《象棋的故事》，我会故作镇静，告诫心惊肉跳的自己，放松，放松，然而，“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我生怕自己会马来狂附体，大叫一声狂奔而去。什么是马来狂？

就是这样：一个马来人，随便哪一个，非常普通，非常和善，慢慢地啜饮着自己家酿的酒……就这么坐在那儿，神情呆滞，样子冷漠，有气无力……类似我坐在自己房间里那样……突然猛地一下子他跳起身来，抓了一把匕首便跑上街去……他一面狂奔，一面口吐白沫，像疯子一样嚎叫……他不断地跑呀跑呀……直到人家把他像条疯狗似的一枪打死，或者他自己口吐白沫倒地身亡。

马来狂带有丛林巫术色彩，显然不是医学术语。《马来狂人》中的作者“我”称其是一种疯病，“一种狂犬病，一种狂暴的、荒诞的偏执狂的发作，任何一种酒精中毒都无法与它相提并论……与压抑的气氛有关，就像一阵暴风雨压迫着人的神经，直到神经崩裂。”

压抑从何而来，来自环境，逼仄的物理空间、孤独寂寞的心理环境、孤立敌对的文化氛围，绝望挣扎的精神状态——“马来狂”的不安气氛飘荡在茨威格的众多作品中，从某种文化的角度看，茨威格本人的毁灭，也与“马来狂”的诱因有着些许幽暗的联系。

一九一二年三月在那不勒斯的码头上，正当一艘巨型远洋客轮卸货的时候，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不幸事件，各家报纸对此进行了大量的报道，可是都添枝加叶，渲染得神乎其神。来自南亚殖民的一位医生，连同他护送的盛殓一位白人妇女的棺材一同坠海消失。

《马来狂人》以第一人称叙事，倒叙了一个离奇的故事。远洋航行非常辛苦，舱房很坏，所以作者“我”才去甲板，由此结识了故事主角“我”。我由于挪用医院的公款被逐出鹿特丹，没有被放到“有人、有俱乐部、有高尔夫球、有书报的城市里去”，而是去了一个离最近的城市还有两天的路程的地方，社交圈子只有几个令人乏味的官员和几个混血儿，其他的就是茫茫无尽的森林、种植园、沼木丛和沼泽地。足足七年之久，我作为医生几乎纯粹生活在土人和野兽当中。在这座看不见的玻璃房子里，人的力量渐渐耗尽，无论吞服多少奎宁，还是要得热病。热病一直侵入骨髓，人就变得虚弱懒散，软弱无力，成了水母。

一天，我居然迎来了一个病人，居然是一位白人太太！她是为了遮蔽婚外孕丑闻而来寻求堕胎帮助的。这个女人高贵、高傲，有着钢铁般的男子汉似的坚决——从第一秒钟起，我就觉得她是个敌人。——她把我身上一切被压抑着的、一切隐蔽着的、一切恶的东西部激发起来进行抵抗。

其实，跳出那个压抑逼仄的生活与道德环境，这对医患冲突的理由并不充分，即便有些误会，也有妥协和通融的可能。可能正是“马来狂”病菌作祟，过度自尊诱发了双方神经过敏式的偏执。

冲动过后，医生后悔，但是为时已晚。病人找土著婆婆堕胎，出血感染最后亡故。医生为了履行承诺，保全患者的名节，以枪威胁，强令验尸官出具虚假报告，并在棺材将遭受不可避免的检查的情况下，制造了那不勒斯的码头事件。

“一艘定于午夜时分从纽约开往布宜诺斯艾利斯去的远洋客轮上，正呈现着解缆起航前惯有的繁忙景象。”《象棋的故事》同样也是发生在船上。作者“我”碰到了一个怪物——米尔柯-琴多维奇，象棋世界冠军，在其他方面“看来智力低下得令人难以置信”。这位不可一世的“古怪的天才”，或者“神秘的笨蛋”，居然被二十五年没有下过棋的B博士击败了！

“我”是在在甲板上与B博士偶遇的，他讲述了自己的故事。自然也是用第一人称“我”。

纳粹分子为了掠夺教会资产，试图从我这里得到有用的文件资料。将我单独关在大旅馆的单间里——这话听起来极为人道，实际上这是更加精致、更加险恶的酷刑，这是想得出来的最恶毒的酷刑——把一个人完全孤立起来。

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能像虚无那样对人的心灵产生这样一种压力。他们把我们每一个人分别关进一个完完全全的真空之中，关进一间和外界严密隔绝的空房间里，不是通过鞭笞和严寒从外部对我们施加压力，而是从内部产生压力，最后迫使我们开口。……这儿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分散我的注意力，使我摆脱我的思想、我的疯狂的想象和我的病态的重复。而这个恰好就是他们想要达到的目的：他们企图用我自己的思想来窒息我，直到我喘不过气来，那时我只好把我的思想倾吐出来，招出口供，招出他们想要知道的一切，供出别人和材料，此外别无出路。

四个月之后，在我即将精神崩溃的时候，我偶然偷得一本棋谱，是一百五十盘名家棋局的集锦。因为我每盘棋都下了二三十遍之后，这些棋局就失去了新鲜的魅力，我不得不设法和我自己下棋，把我自己当作对手。

白子我刚走一步，黑子我就已经起劲地抢着走了。一盘棋刚下完，我就向我自己挑战，下另一盘，因为每一盘棋下棋的两个我总有一个我被另一个我所战胜，于是便要求再杀一盘报仇雪恨。……这是一种我自己也无法抵御的风魔，从早到晚我什么也不想，尽想着象、卒、车、王、将死和移位。我整个的身心都被逼到这些小方格里去了。——这难道不也是一种马来狂吗？

作者“我”说，我素来感兴趣的就是各种有偏执狂的人，即囿于某种单一的思想不能自拔的人，因为一个人用来局限自己的范围愈狭小，他在一定意义上就愈接近于无限——这位B博士就是在象棋这项智力游戏上最接近无限的人——当然，这是作者对于纳粹反人性犯罪最深刻痛彻的批判。

《马来狂人》和《象棋的故事》都是以人物对话形式展开的，都发生在万顷波涛、一叶扁舟之上，摇晃、逼仄、肮脏、不稳定的令人压抑的幽闭空间里。极端叙事环境烘托了极端鲜明的人物命运，烘托了“马来狂”的精神氛围。“马来狂”可能来自空间压力，更来自精神迫害。在《象棋的故事》中，大旅社的单间，对肉体来说是舒适和惬意的，然而却是最惨无人道的。

“船上很挤，舱房很坏，是个又窄又小靠近蒸汽机的正方形角落，只有一扇圆窗送来一点微弱的亮光。滞重混浊的空气散发出油腻和霉烂的臭味。电风扇像只发了疯的铁蝙蝠在头上呼呼地旋转，简直一刻也摆脱不了它”（《象棋的故事》）——这几乎是作者茨威格在“昨日的世界”消失之后生命境况的隐喻。尤其是纳粹上台之后，他在自己的国家失去了祖国，自我放逐，世界之大却已没有容身之地——他的神经细腻如琴弦，坚韧如船缆，然而最终在巴西仰药而亡，他死于对自由的渴望，死于一种文化意义上的“马来狂”——更从容优雅，更庄严肃穆。凌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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