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战胜埃博拉病毒的医生怎么看新冠病毒

杜兰大学内科住院医师Adaora Okoli? 图片为视频截图

当来自尼日利亚的医生Adaora Okoli在美国新奥尔良的一家医院第一次接诊新冠肺炎患者时，她感到了恐惧——曾与死亡擦肩而过的经历使她动摇了。

六年前，她在家乡的一家医院工作时，感染了一种致死率更高的病毒——埃博拉，根据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sation，WHO）的统计，约有一半该病毒的感染者最终丧命。

如今已经33岁的Okoli活了下来。然而2013年至2016年间，埃博拉在非洲西部地区导致了超过11000人死亡。扛过病毒后，她发誓要竭尽所能去提高埃博拉患者的治疗水平，以及帮助其他幸存者。

截至4月底，感染新冠病毒的全球死亡人数超过了19万人。Okoli说，她希望政府可以为未来的疾病暴发做更充分的准备，用心听取公共卫生专家的建议。

以下是她的自述：

我仍然记得那是尼日利亚的第一例埃博拉病例。2014年7月20日，一个利比里亚男人来卡拉巴尔参加会议。当他抵达机场时，被发现已经发病，于是被人用轮椅送到急症室。

我们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个人防护设备（PPE，personal protective equipment），但却最少每隔六小时就得进去检查他的状况，确保他一切还好。

在加纳的医学院学习时，我曾被告知，埃博拉是那种你永远不会遇到的疾病。它只存在于非洲中部地区，在农村地区和那些偏僻的村子。

当我们得知这位病人的埃博拉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时，情况变得一团糟。几个小时后，他去世了。

紧接着，医院被关闭了，在那五天内，所有出入过的人都必须进行隔离和自我观察。

我已经开始觉得不舒服。但当时，我以为可能是压力造成的。

几天后，我打了求助热线，告诉他们我发烧了。他们说，“哦，没事的，我们会给你检测，排查是不是埃博拉病毒。”

我被告知会在24小时内得到检测结果。当我再次打电话过去，他们说样本找不到了或是样本出了问题，他们需要再取样一次。

他们说需要安排我去隔离中心。我估计他们当时不太想告诉我，结果是阳性的。

起初，我并不知道我是要去隔离中心，直到我到了那儿。世卫组织的医生告诉我结果是阳性，并且他有应对埃博拉暴发的经验。

我感到非常焦虑，但同时我也变得麻木。我打电话给妈妈，告诉她“不要去我的房间，并确保门是锁上的。”然后政府派人去给整个房子做了消毒。

我的衣服被烧掉了。所有带去隔离中心的东西也都要丢掉。我在那儿呆了14天，与死神作斗争，发烧、腹泻、无法控制地呕吐。那时，我28岁。

我几乎吃不下东西，嘴里有炎症。当我看向光亮时，眼睛就会疼得不行。全身的很多关节都感到难以忍受的疼痛，以至于难以入睡。

好在我身边带着一个iPad。埃博拉以前暴发过，我想知道活下来的人怎么样了，但是我却找不到什么相关的资料。

我突然意识到，那些幸存下来的人并不想谈论这件事，或许是害怕歧视。因为有人相信，一旦得了埃博拉，你就被病毒玷污了。

当我感觉到自己想要吃香蕉时，我知道我正在好起来。但当时有香蕉的人却没法吃它们，那是一位正怀着双胞胎的孕妇，非常不幸地，她最后过世了。

直到埃博拉过去后，我仍然满脑子都是疑问。我想要知道埃博拉的流行病学解释，以及为什么它对某些人群有特别的传染力。

因此，我加入了一个团队，尝试说服治愈者给仍在隔离的患者献血。

我还加入了治愈者倡导行动：不需要害怕埃博拉的治愈者，他们其实比那些从未得过这种病的人更安全，因为他们战胜了病毒。

作为团队的一员，我去新奥尔良参加过一个会议，在那里遇到了杜兰大学的教职人员，我对他们在塞拉利昂进行的研究工作十分感兴趣。因此，我决定在杜兰大学读公共卫生的硕士学位。

现在，我已经是一名内科住院医师。

我打算在住院实习期结束后，继续进行传染性疾病的研究课题，最终目标是促进低收入国家的医疗公平性。

当我第一次听说新冠病毒时，我以为这又是一种新型流感。但是，让我开始担忧的是它指数级的传播速度。

它和埃博拉的共通之处在于，这是一种新型疾病。因此，你会更加谨慎，更加害怕，因为你不知道该如何去了解这种疾病。

所以有很多研究工作需要做，这种疾病会引起什么和不会引起什么。对我而言，这种未知是最令我害怕的部分。

当新冠肺炎传染暴发后，我第一次去病房时，感到十分害怕，因为过去的记忆又回来了。

但是当我冷静下来开始照料病人时，我没有那么害怕了。我意识到，曾经得过埃博拉的经历使我能够更加仔细小心。

我有一个四岁的女儿，她给了我坚持下去的动力。我离婚了，因此只有我和我的女儿在一起。

我觉得我们的医疗系统并没有为新冠肺炎的暴发做好准备。

一旦像埃博拉和新冠肺炎这样的传染性疾病暴发了，它们不会遵守时间，不会理会政府，不会在乎人命，它们只会不断地进行传播。

病毒不会等政府采取行动。或许你有资源、资金、人力，然而如果你不快速采取行动，病毒就会超过你。

我们在尝试赶上病毒，因为当我们有机会采取航班限制、社交隔离、提升医院装备水平、组织医护人员、生产更多口罩和个人防护设备时，我们什么都没做，一直到我们被压垮了。

我们没能及时启动社交隔离。社交隔离是应对新冠肺炎的有效方法，但还需要配合其他办法。

如果你采取了社交隔离，但是没有准备更多检测或是快速检测，那么问题不会得到解决，因为人们不可能一直待在家里。

尽早听取公共卫生专家发出的警告吧！记住，发生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的事情，都有可能发生在你的身上。

（本文作者Martha Holeyman供职于汤森路透基金会，此报道原文发布于https://news.trust.org/。）

(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新闻推荐

哈萨克斯坦: 全国紧急状态结束

5月12日,在哈萨克斯坦首都努尔苏丹,乘客们戴口罩搭乘公交车。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11日宣布,该国自3月16日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