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丁·路德·金：如何能去爱一个痛恨我的种族？

“我如何能去爱一个痛恨我的种族？”

从3岁起，我就有一个年龄相仿的白人小伙伴。他虽然不住在我们社区，但他每天都在我们这里，因为他的父亲在我家对面开了一家商店。6岁的时候，我们都进了学校——当然是隔离学校。我清楚地记得自从上学之后，我们的友谊就开始破裂了，这是他的意愿，不是我的。有一天，他告诉我，他的父亲不再让他和我一起玩耍了。我怎么也无法忘记，我听了这个消息有多么震惊，马上问父母这是为什么。

我们是在餐桌上讨论这个问题的。这次讨论让我第一次意识到种族问题的存在，而在此之前，我对这种状况毫无知觉。父母谈到了一些种族问题导致的悲剧，以及他们自己遭受的一些侮辱，我听后完全惊呆了。从那一刻起，我决定痛恨白人，伴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种情绪也在滋长。

父母一再告诉我，我不应该痛恨白人，我能做的是像一个基督徒那样去爱他们。然而，我的脑海中产生了一个问题：我如何能去爱一个痛恨我的种族？他们让我与童年的好朋友分了手！这个问题在我头脑中萦绕了好多年。

我一直痛恨种族隔离制度，认为这是严重的社会不公。我还记得很小的时候和父亲一起去市中心的一家鞋店，我们在第一排空椅子上坐了下来。一个年轻的白人营业员走过来，礼貌地低声说：

“如果您坐到后面的椅子上，我将很高兴为您服务。”

父亲马上反驳道：“这个座位没什么问题，我们坐这儿很舒服。”

“对不起，”营业员说，“但是您必须得换地方。”

“我们要么坐在这儿买，”父亲答道，“要么根本不在你这里买。”

于是，他拉着我的手离开了这家鞋店，这是我第一次看到父亲如此愤怒。这个童年的经历揭示出父亲从来没有屈服于种族隔离制度，而他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的观念。我还记得，他在路上一边走一边嘟哝：“我不管这样的日子还要过多久，反正我是不会接受它的。”

他确实没有。我记得，有一次他开车载着我，不小心超过了停车线。一个警察走过来说：

“嘿，小子，停车，看一下你的驾照。”

我的父亲马上回嘴说：“我告诉你，我不是小子。如果你还坚持叫我“小子”的话，我只好装作没听到你说什么。”

警察听到一个黑人这么毫无忌惮地顶撞他，十分吃惊，一时间手足无措，紧张地写了个罚单，快速离开了。

“我一生中最愤怒的时刻”

亚特兰大的种族隔离制度相当严格。在很长时间内我不能去游泳，直到当地成立了一个黑人基督教青年会基督教青年会（Young 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YMCA），是一个非政府性质的基督教国际社会服务团体，总部设于瑞士日内瓦。1844年6月，英国青年乔治·威廉在伦敦创立了该会。该会以基督“为世人服务”的精神为宗旨，倡导和推动社会责任承担以及促进社会和谐。它根据社会人群（尤其是弱势群体）的需要，从事各种社会服务工作，服务对象不分性别、年龄、国籍、种族和宗教信仰，服务内容包括平民教育、体育康乐、社区服务、青少年工作、难民工作等。全球的YMCA地方分会都附属于全球YMCA联盟。，状况才有所改观。黑人小孩不能去亚特兰大的任何公园，我不能去所谓的白人学校上学。我们不能去市中心很多商店的午餐柜台买一个汉堡或一杯咖啡。我也不能随便走进市里任何一家电影院看电影，亚特兰大虽然有一两家黑人电影院，但在那里看不到最新的电影，等这些东西到了黑人电影院，一般要到两三年之后了。

记得大约8岁时，我在亚特兰大市中心的一家商店里，忽然有人打了我一巴掌，我只听见有人说：“你这黑鬼踩了我的脚。”原来，打我的人是个白人妇女。当时我完全没有想到回击，因为涉及白人，我也不敢还手。我觉得，这也是我的某种本性，也就是我从来不是一个会报复别人的人。最后，我把这件事情告诉了妈妈，她非常生气，但是打我的那个妇女已经离开了，妈妈和我也很快离开了那家商店。

在亚特兰大的另外一种体验也让我印象深刻。我就读的布克·T.华盛顿中学位于城市的另一端，我要坐公共汽车去上学。在那个时候，公共汽车上实行严格的种族隔离制度，分区就座，黑人们只能坐在公共汽车的后面，而白人们坐在前面。即使车上没有白人乘客，前面这些座位也只能留给白人坐，也就是即使座位空着，黑人也只能站着。每次我都不得不挪到公共汽车后部，但是我内心多么希望能够坐在前面！我暗自说：“总有一天，我要想坐在哪儿就坐在哪儿。”

14岁的时候，我从亚特兰大坐车前往佐治亚州的都柏林，去参加一个演讲比赛，与我同行的是一位我非常尊敬的老师布拉德利夫人。那场比赛我得了冠军，富有讽刺意味的是，我的演讲题目恰恰是《黑人与宪法》：

如果一个社会中有一大批人处于无知状态，我们就不可能拥有开明的民主。

如果一个国家有十分之一的人营养不良、疾病丛生、窝藏病菌——而这些东西可不管你的肤色或是否违背了吉姆·克劳法——我们就不可能建成一个健康的国家。

如果有一个种族被如此卑微地碾入地下，低贱得甚至被迫采取反社会的态度或犯罪行为，我们就不可能建成一个制度健全有序的国家。

我们但凡有一点蔑视耶稣基督的核心教义——兄弟友爱和道德金律，都无法成为真正的基督徒。在社会中，只要有一个群体严重地落后于其他群体，我们就不可能实现全面繁荣。

因此，当我们全力防御外敌、保卫国家的民主制度时，也要越来越清楚地看到，在本国之内，要给所有人提供公平和自由的机会。

今天，在这片土地上，仍有1300万黑人儿女持续为将宪法的第十三、第十四和第十五修正案转化为现实而斗争——从印在纸上到变成现实。我们坚信，“如果自由对一个人是好的，那么它对所有人都是好的”。我们可以用刀剑征服南方的军队，但是，征服南方的仇恨则是另外一回事。如果黑人也能被赋予选举权，那么他们会时时保持警惕，甚至不惜用他们的双臂去保卫联邦自由的方舟，使其免受敌人的背叛与破坏。

那天晚上，我和布拉德利夫人搭乘公共汽车返回亚特兰大。在路上，一些白人乘客上了车，那个白人司机就命令我们站起来，把座位让给那些刚上车的白人。我们的动作不够快，司机就开始破口大骂起来。我本想坚持坐在座位上不动，但是布拉德利夫人让我站起来，说我们要遵守法律。我们就这样在过道上站了大约90英里，返回了亚特兰大。那个晚上永远留驻在我的记忆中，那是我一生中最愤怒的时刻。

在我的成长过程中，我不仅痛恨种族隔离制度，而且憎恶由此产生的种种残暴而野蛮的行为。我目睹过警察的残忍行径，看到过黑人在法庭上遭受了最不公正的待遇。我还记得有一个组织叫作三K党三K党（Ku Klux Klan），是指美国历史上和现代不同时期奉行白人至上主义和基督教恐怖主义的民间团体，也是美国种族主义的代表性团体。最早的三K党是1866年由在美国内战中被击败的南方军队的退伍老兵组成的，其目的是反对联邦军队在南方强制实施的改善黑人待遇的政策，1871年，该组织被强行取缔。第二个使用这一名称的组织是1915年由威廉·西蒙斯在亚特兰大成立的，该组织宣扬种族主义，实行私刑和其他暴力手段，但在美国却公开运作，是个营利性组织，在20世纪20年代达到巅峰，在大萧条时期跌入了低谷。，它奉行白人至上主义，甚至动用暴力手段来维持种族隔离制度，让黑人老老实实认命。我目睹过三K党暴打黑人的情景，也看过黑人被私刑处死的残忍场面。所有这些经历都对我的个性发展产生了某种作用。

我也注意到了种族不平等与经济不平等之间如影随形的关系。虽然我的家庭经济宽松，相对舒适，但我的很多玩伴们在经济上毫无保障，周围更多的人生活穷困潦倒，这些景象总是在我的脑海中盘旋不去。我在青少年后期，曾经在一个种植园中工作了两个夏天（这违背了我父亲的意愿，他不想让我和弟弟为白人们工作，因为他们只会压榨我们）。这个种植园既雇用黑人，也雇用白人。在这里，我亲眼看到了经济上的不公平，也意识到穷苦的白人与黑人一样受到盘剥。这些早年的生活经历让我深刻地意识到，在我们的社会中存在着各种各样的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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