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年,父亲在纽约州新罗谢尔市布罗德维尤大街山顶上建造了一幢房子。这是一幢结实的三层褐石楼房,木瓦屋顶上开着天窗,凸在墙外的窗户有条纹帆布篷遮阴,还有纱窗隔着的门廊。在六月的一个晴朗的日子里,全家欢欢喜喜地迁入了新居。从此,一家人似乎可以安安稳稳地过上几年舒坦的日子了。父亲的收入大部分是靠制造国旗、彩旗、花炮等表达爱国热忱的产品积攒起来的。在本世纪初,爱国主义是一种靠得住的感情。当初,老罗斯福当政。人们常常成群地聚集在一起,不是在户外参加游行、露天音乐会、炸鱼聚餐、政治性野餐、社交性远足,就是待在会议厅、杂耍剧场、歌剧院和舞厅里。
好像什么娱乐活动都必须有大群人参加才行。火车、轮船和电车不断地把人们从一个地方送到另一个地方。这就是时尚,人们就是那样生活的。那时候,女人们要比现在壮实。她们撑着白色的阳伞参观军舰。夏天人人都穿白衣服。网球拍是椭圆形的,很笨重。令人头昏目眩的儿女私情甚多。没有黑人。没有移民。星期天午饭后,父亲和母亲上了楼,关上了房门。外祖父在客厅的长沙发上睡着了。穿着水手服的小男孩坐在有纱窗的门廊里,赶着苍蝇。山脚下,母亲的弟弟登上一辆街车,坐到了终点站。他是个孤独、内向的年轻人,常常被人认为缺乏自知之明。终点站的周围是一片长满泽草的荒野,空气咸涩。母亲的弟弟穿着一件白色的亚麻布衣服,戴一顶硬草帽,蓄着淡黄色的胡髭。他挽起裤腿,赤脚在盐碱滩上走着,不时惊起一些海鸟。在美国的历史上,这正是温斯洛·霍默在作画的时候。东海岸还能看到落日的余晖。霍默画下了这暮色。大海显得阴沉沉的,新英格兰沿岸的岩礁和浅滩都染上了一层冷色。过往船只无缘无故地触了礁,勇敢的人们用缆绳奋力抢救。灯塔里、野莓丛中的那些小屋里,都不断出现怪事儿。
美国上下,偷情与死亡难解难分。私奔的女子在一阵狂欢的颤栗中丧了命。有钱人家买通新闻记者把这种风流韵事遮掩起来。人们从报纸杂志的字里行间揣摩着。在纽约,各家报纸都连篇累牍地报道著名建筑师斯坦福·怀特被某铁路兼焦炭大王的一个有怪癖的后代哈里·凯·索开枪打死的消息。哈里·凯·索是伊芙琳·内斯比特的丈夫,而内斯比特则是个有名的美人儿,一度是怀特的情妇。枪击事件就发生在第二十六街。这座占地一个街区的建筑就是怀特本人按照西班牙塞维利亚的风格设计的,房屋是清一色的黄砖、赤陶土,非常气派。正当歌舞剧《香槟小姐》在这条街的麦迪逊广场屋顶花园里举行首演式、艺术家们正在又唱又跳的时候,那个怪人在此盛夏之夜身穿黑色厚外衣,头戴硬草帽,突然掏出手枪朝那位名建筑师的脑袋放了三枪。屋顶上,人们尖叫起来,伊芙琳昏倒了。伊芙琳十五岁的时候曾经给一位著名的艺术家充当模特儿。她的内衣都是白色的。丈夫常常用鞭子抽她。有一次,她偶然遇到革命家埃玛·戈德曼。戈德曼狠狠地开导了她一番。显然,还是有黑人,还是有移民。尽管报纸上都说这次枪击事件是本世纪最大的一桩罪案,戈德曼却十分明白,那才不过是一九○六年,离本世纪末还有九十四年呢!
母亲的弟弟爱上了伊芙琳·内斯比特。他一直密切注视着围绕伊芙琳·内斯比特这个名字的丑闻,而且还开始推想:她的情夫斯坦福·怀特死了,她的丈夫哈里·凯·索也进了大牢,这样她就需要一个虽然身无分文却是风度翩翩的中产阶级青年男子的体贴。他整日思念着她,急不可耐地想得到她。在他的房间里,墙上贴着一幅查尔斯·达纳·吉布森画的题为《永恒的问号》的画,是从报纸上剪下来的。画面上是伊芙琳的侧影,披着一头浓密的卷发,有一缕散开了,宛如一个问号挂在额头上,一绺卷曲的秀发装饰着那低垂的眼睛,把眉毛遮住了。她的鼻子向上翘得很是别致,嘴唇微微噘起,细长的颈项像小鸟起飞时那样弯着。为了伊芙琳·内斯比特,一个男人惨死了,另一个男人的一生也毁了。由此,母亲的弟弟得出结论:世界上除了她那双纤细的手臂的拥抱以外,再也没有什么更值得追求,更值得向往的了。
(节选自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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