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葡萄牙作家的远航船 ◎王渊

安东尼奥·洛博·安图内斯是当代葡萄牙最负盛名的小说家，也是当代西方文学中最优秀的作家之一。2007年，安图内斯获得葡语文学的最高荣誉卡蒙斯奖，在颁奖词中，评委会赞扬这位1942年出生于里斯本的作家“运用葡萄牙语时有大师风范，善于揭露人性中最不可告人的黑暗角落，使他成为对文学现实清醒又具有批判性的模范作者”。评论家总结安图内斯有三个写作特点：对葡萄牙当代重要事件的敏感体察；在作者自身经验基础上，对殖民主义、医学实践与日常主题的连接；以及十分独特的叙事观念和优美的语言节奏。

学界常将安图内斯跟福克纳和塞利纳相提并论。除却文字风格相似，葡萄牙人与这两位前辈同为悲观主义者，这与他在精神治疗工作中与人性黑暗的长久博弈不无关联。悲观主义者并不一定没有积极的人生态度，但势必更为关注世间的不幸与痛苦。马克·吐温曾以其一贯的诙谐指出，每个人都是个月亮，都有从不示人的暗面，但安图内斯所做的恰恰就是往暗面上不遗余力地投射聚光灯，再用显微镜放大上面的每一条沟壑。因为深谙人性的作家知道，不去深究阴暗与沉重的话题，只会让心灵上的阴霾更甚；只有直面人生的沉重，才有望达到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净化”。这也是为何安图内斯这样形容自己的写作：“我的工作就是写到石头比水还轻。我做出来的不是小说，我不是在讲故事，我不为让人消遣，不是为了愉悦，也不是为了有趣：我只是想让石头变得比水还轻。”

在1988年出版的长篇小说《远航船》当中，安图内斯直面的石头也许是最沉重：承载着葡萄牙历史中最高峰与最低谷的海外扩张史。在1974年康乃馨革命后，葡萄牙经历了民主化与去殖民地化，迫切需要重构国家身份。书中深刻思考着诗人路易斯·德·卡蒙斯及其诗作。

路易斯·德·卡蒙斯是十六世纪的史诗《卢济塔尼亚人之歌》的作者，也是葡萄牙影响最为深远的诗人。在这部九千余行的皇皇巨著当中，卡蒙斯以葡萄牙航海家达·伽马去往印度的远航为中心，以激昂的笔触再现了葡萄牙的历史，因此这本书也被公认为葡萄牙的建国史诗。卡蒙斯的叙述有浓重的预言元素：英雄的达·伽马船队是英雄的葡萄牙人民的代表，而葡萄牙帝国是伟大的天选之子。

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里，葡国有关航海发现史的话语并没有脱离卡蒙斯的框架，传达的依然是同样的信息：葡萄牙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因为它最先将海外航线的开辟提升到国家事业的高度，并由此在全球范围内建立起殖民地。这种将远航、殖民和国家性捆绑的做法在二十世纪达到顶峰。在1933年至1974年期间，统治葡萄牙的是“新国家”独裁政权，其官方话语将葡萄牙引领航海大发现时代的历史神圣化，将它作为葡国版“光荣孤立”的支柱，以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民族解放运动席卷全球的背景下，葡萄牙仍然坚持殖民统治的依据。事实上，只有当视角单单聚焦在葡国自身时，葡萄牙才能摆脱在欧洲实质性的边缘地位，才能成为这个仅由一个国家组成的世界的中心。在这样的背景下，葡萄牙短暂的黄金时代反而成为一项束缚后人的历史负资产。历史学家巴拉达斯表示，十六世纪后“葡萄牙再也不是它自己了”。在卡蒙斯逝世五百年后，安图内斯的《远航船》希望通过重塑远航史观给葡国的未来找准方向，切入点直指问题的核心，那就是卡蒙斯的《卢济塔尼亚人之歌》。

安图内斯的作品无疑是对卡蒙斯史诗的重读和再写作，在《远航船》出版前夕接受采访时他就表示，自己初稿时曾把卡蒙斯作为小说的唯一叙事者。不仅如此，安图内斯还视自己所写的为“卡蒙斯忘了写或者没有时间写的东西”，“如果说《卢济塔尼亚人之歌》是渐强，那么这本书就是渐弱”。

从结构上看，《卢济塔尼亚人之歌》承袭的是罗马传统，模仿了维吉尔的史诗《埃涅阿斯纪》。而《远航船》是一本后现代小说，多视角的叙事，其结构创新在于，各个部分由谁叙述并不像前作一样遵循固定的顺序，而且章节之间并没有明显的承继关系。从主题上比较，诗人卡蒙斯开始的历史叙事聚焦在葡萄牙引领“地理大发现”的作用，突出强调葡人敢于扬帆起航去往未知的勇气与使命感。而安图内斯的小说却另辟蹊径，将关注点从“出发”转为“归来”，探讨在一个扭曲变形的时空里，数百年前的海上英雄被驱赶回国，如何以失败者的身份在已然陌生的故国生活。在安图内斯这本反史诗的小说中，每一个挂着历史英雄名字出场的人物都让读者的期待落空。他们的归来不是希腊传统的归乡，不是英雄经历磨难成长后完美的返航；他们不但没有做出和名字相符的丰功伟业，而且在某些方面成为人们心中无意识历史记忆的对立面。安图内斯并不满足于精神层面对传统英雄的解构，而是加上了更加赤裸裸的、物理意义上的去神圣化，比如在《远航船》中，见证了葡国远航最辉煌时代的国王堂曼努埃尔的王冠就成了铁皮制的劣质仿品，而沙勿略干脆用小灯泡组成自己头上的光冕。

去殖民化后，时间上葡萄牙需要重塑对帝国历史的认知，空间上也要正视领土范围的变化。葡萄牙人需要用新的眼光看待从“海外省”变成独立国家的前殖民地，但也许更重要的是更新对欧洲本土的认知。就像“黑人性”运动的创始人之一艾梅·塞泽尔所说，殖民的后果是让殖民者丧失文明，变得野蛮粗暴。

安图内斯拒绝了长久以来殖民主义和葡国历史的共生关系，由此引发了和殖民主义息息相关的海洋意象在小说中的转变。安图内斯巧妙地将航海隐喻嵌入种种场景乃至人物描写，使得《远航船》这个题目的包含范围无限外延。从个体到国家，都是风雨飘摇的大海中的一叶扁舟。

卡蒙斯曾用“陆止于此，海始于斯”形容葡萄牙，这一名句形容的不单是葡萄位于欧陆最西、濒临大西洋的地理位置，更是将迈向大海作为葡国历史的重心。而安图内斯对卡蒙斯的最终颠覆也许可以概括为“海止于此，路始于斯”，他笔下的远航船从海上垂头丧气归来，陆地上连接欧洲的火车却在轰鸣作响。结尾处归国者们徒劳地等待堂塞巴斯蒂昂从北非跨海而来，而文中的卡蒙斯却能在火车站找到他的缪斯——一位盲人琴手，从而写下新版的八行诗。对于素来悲观的安图内斯来说，这已经是难得的希望微光。在这海洋与陆地、非洲与欧洲的一进一退之间，葡萄牙艰难地重塑着自己的过去、现在与未来。

《远航船》，[葡萄牙]安东尼奥·洛博·安图内斯/著，王渊/译，译林出版社202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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