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党派政治消费的种族问题：过去，现在和未来丨美国向何处去③

文|李晋（思想史学者）、马丽 （社会学家）

今年9月29日第一场总统辩论会上，拜登说了特朗普一句“你是个种族主义者。” 这在当下的美国，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指责。10月6日，拜登在葛底斯堡发表演讲，也继续提到这个主题：“我们不能，也不会允许极端分子和白人至上主义者，颠覆林肯和哈里特·塔布曼（Harriet Tubman），以及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Frederick Douglas）的美国。颠覆这个欢迎来自遥远海岸的移民的美国，颠覆这个一直是每一个人——无论其背景——的避风港和家园的美国”。在拜登的演讲中，除林肯外，塔布曼和道格拉斯都是在美国南北战争之前推动废奴运动的黑人领袖。

在今年的美国总统大选中，是否存在“制度性”或“系统性”的种族歧视（institutional or systematic racism），特别是针对黑人群体，成了辩论的热点，也是两党争论的焦点。特朗普和他的支持者们强调了“法律和秩序”，认为从美国法律和现实具体政策中不存在“制度性”的歧视。

到底存不存在制度性歧视？种族主义如何被政治化？回答这些问题要从历史说起。

制度性歧视、刻板印象，和无法跨越的种族屏障

1831年，26岁的法国贵族之后托克维尔，受法国政府委托，借考察监狱制度之由，游历美国各地，期间关注到了黑人和种族问题。在托克维尔看来，一道由教育、法律、血统、外貌等等所筑起的屏障，将同一片土地上的白人、黑人和美国本土的印第安人完全分隔了起来，无法逾越。白人无论是在知识上、力量上和生活上都享受着至高无上的特权。印第安人和黑人群体尽管处境各异，却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都因不幸的制度性歧视，被白人阶层剥夺了人的尊严，饱受摧残。因此托克维尔在《民主在美国》一书中饱含同情地写到：

“美国的黑人，现在连自己原来的祖国都不知道了。他们忘记了祖先所讲的语言；他们放弃了原来的宗教，忘记了原来的民情。他们被迫离开了非洲，但未能享受到欧洲人那样生活的权利。他们居于两个社会之间，过着不同于另外两个种族的生活，被一个人卖掉之后再被另一个转卖出去。普天之下，只有主人为他们安排的住所，可以为他们留下关于故土模糊的记忆。黑人没有家庭，女人只是男人寻欢作乐的暂时伴侣。他们的孩子从出生之日起，就与他们处于同样的地位。”

从大约1620年代第一批非洲裔人被输入到美国的弗吉尼亚，到今天已经有了四百年的历史。奴隶制给这个族群所造成的印记不仅是肉体、经济、社会阶层上的，更是深入到心灵深处。正如道格拉斯在1840年代一本自传回忆录里写到的，他们“没有家或朋友，没有钱或信誉；需要挡风遮雨的地方，却没有人能提供；需要面包，却没有钱买；同时，又要感到自己在被无情的猎奴者追赶，根本不知道要做什么、到哪里去或是住在哪里，即无力自卫，又无法逃跑；身在人群中，却要忍受噬心的饥饿；周围都是房子，却无家可归；身处同胞中，却像被群兽所困……” 道格拉斯认为，只有真正理解这样的处境时，人们才能明白要如何去同情这些在苦难中的奴隶。

无需耗费太多的笔墨再去描述这段残酷的历史，因为近年来一些影片都生动呈现出美国黑人的血泪史，如2013年电影《为奴十二年》，讲述了一位被绑架为奴的黑人音乐家，在美国南方12年的遭遇。2011年电影《相助》中，黑人女佣们讲述的亲身经历,深刻反映出上世纪六十年代黑人所遭遇的歧视，比如女佣甚至在内急时也无法使用白人主人家厕所。2018年的电影《绿皮书》，也再现了哪些公共场所能够接待黑人的旅行指南。

这些影视作品都再现了种族偏见给美国社会所造成的撕裂。在美国人的刻板印象中，黑人社区犯罪率高、治安不好、父亲角色缺失、单亲母亲家庭居多、毒品泛滥，一切都要归咎为黑人天生不上进、懒惰等等。好像只有用“怪罪受害者”的方式，才能继续麻木自己的同情心和正义感。他们不愿面对一个事实，即这种贫穷的黑人社区的形成，恰恰是因种族隔离制度长期形成的，而且即便是在废除种族隔离多年之后，有获得更高教育和社会地位的黑人入住到富裕社区时，也会常常带来白人从该社区的搬离（White Flight）。

社会观念对特定人群的刻板印象、贴标签的思维方式，例如“他或她是中国人，所以这样想”，“这人是黑人所以成绩不好”，或者“这个拉丁裔，就如何如何”，也是在美国的背景下“种族主义”的一部分。

一个有趣的例子是，斯坦福的政治学学者保罗·施莱德曼（Paul Sniderman）等在《种族的疤痕》（The Scar of Race）一书中写过，从调查数据来看，在所有白人中，越是持保守立场的白人，就越具有种族主义倾向。但是，这项研究的另一些问卷版本则显示，当回答关于政府更应该先救助哪种失业工人（是白人还是黑人，以及附加的各种条件如已婚还是未婚，可靠还是吊儿郎当的工人时等等）时，调查数据又让人吃惊：保守白人比持自由派立场的、更少种族歧视的白人，更愿意政府优先支持黑人。更为具体的数据表明，有高出自由派白人三倍的保守白人，会选择在同样的条件下优先支持可靠的黑人工人。施莱德曼通过更为细致的研究才发现为什么会产生出这样的结果——原来，在参与问卷的保守倾向的白人群体中，已经对黑人有一种先入为主的刻板印象，黑人工人普遍是不可信赖的、吊儿郎当的，因此这些可靠的黑人工人其实是黑人中的例外，因此更值得优先救助。

美国学界在研究美国黑人群体中的一些数据时，也从统计上表现出这一群体面临着系统性和长期的不平等。例如，拉坦斯（Ali Rattansi）在《牛津简论：种族主义》（Racism：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中总结的各种统计表明：

2001年，黑人家庭的实际平均收入是白人家庭的62%，排除拉美裔之后，黑人家庭收入就只有白人的58%；黑人失业率通常至少是白人群体的两倍；相比白人儿童，黑人儿童成长在官方定义的贫苦家庭的人数是前者的三倍以上，而有三分之二的黑人儿童是成长在低收入家庭中；只有约75%的黑人获得了高中学位，能够升入大学的只有14%。

作者指出，直到2000，非洲裔美国人仍旧是美国居住最为隔离的群体，部分原因在于白人在黑人比例超过20%的时候就会选择搬离该地区。

另外，美国司法部的研究表明，1975年-2000年，在相同数量的黑人和白人的谋杀案犯罪者中，判处死刑的总数中黑人占了72%，并且相比于黑人杀死黑人，黑人杀害非黑人受害者被判处死刑的比率是前者的两倍。

按照今年8月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公布的大流行感染率和死亡率数据，黑人群体在感染率上和印第安裔差不多外，死亡率是其他族群的两倍以上。

种族主义，甚至已经浸入了黑人自己的骨子里。托克维尔就曾感慨到，很多黑人，虽然身处这种灾难深渊，仍无动于衷，甚至还对同群体的人满怀鄙夷，这样的心灵，究竟是造物主对人的慈悲，还是最严厉的怒斥呢？他悲观地认为，这种长久的奴役所带来的心灵枷锁，即便在获得自由之后，仍旧会存留。而白人奴隶主的偏见、种族的偏见和肤色的偏见也将成为痼疾。托克维尔甚至还观察到一个看似悖论的现实，那就是，“排斥黑人的偏见，将随着黑人不再是奴隶而加深，而日常生活中的不平等则随着法律废除不平等反而加强。” 他认为，哪怕废除蓄奴制度，白人也会为了自身利益出发制定政策法规和社会习俗，而不是为黑人群体本身利益考虑。

不仅是黑人，对其他受歧视的群体来说也是如此。从19世纪开始，随着殖民主义的扩展，华人也开始作为劳工，或自愿或强迫地来到美国。在某种程度上，华人也成了美国社会和种族歧视的替罪羊。底层的白人工人（特别是爱尔兰裔劳工）面临被劳动力更为低廉的华工代替的风险。而且，这些自身因宗教信仰和经济状况遭受到歧视和丑化的爱尔兰移民，又将歧视转嫁给华人移民。例如，当时加州工人领袖克尼尔（Denis Kearney）这位有名的种族主义者和排华运动的推动者，就是爱尔兰裔。

在当下，仍有一些反对美国存在种族歧视（或者反对“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的人，认为种族歧视是人为构造的。这一提法显然是一种祛历史的虚无主义。实际上，各州政府基于《种族完整法案》，将早在南北战争时期普遍进行种族划分的“一滴血原则（One Drop Rule，即哪怕有一滴血的黑人血统，也在统计意义上被算为黑人）”，写进了各州的法律中。比如直到1983年，路易斯安那州才废除了“拥有三十二分之一黑人血液是黑人”的种族划分的法律条款。种族歧视的法令和规则不仅仅是这些，至今在美国法典里第8号第7章（261-299节）的条款中仍旧保留着在1882年签署的《排华法案》（Anti-Chinese Act），尽管大部分内容早已被废止或被其他法案所取代。

去政治化的共同未来？

在2004年出版的《为什么美国人恨政治》（Why Americans Hate Politics）一书中，美国政论作家、记者迪昂（E.J.Dionne）谈到，在1988年共和党布什和民主党杜卡基斯之间的总统大选期间，有一名叫做威利·霍顿的黑人，被控奸杀了一位白人妇女。在大选中，这件事不断发酵，成为两党利用的工具。共和党一方强调“法律与秩序”，减少犯罪，捍卫传统价值；而另一方则强调废除死刑，更多关注种族主义，以及过于倾向于中产阶级才能接受的理念。在迪昂看来，两方都说对了一些，但民主党却忽视了底层的白人群体，最终使得共和党人布什获得底层白人的选票支持而入主白宫。

在迪昂看来，美国这两个党派问题重重，因为种族问题和经济阶层分化，交织在一起，但又被两党政治粗暴地简化、利用：保守派无耻地利用了底层白人的不满，而自由派也忽视了这些愤怒的白人本身也是弱势群体的事实，将穷苦白人的不满和抱怨百分之百当成种族主义。当自由派对穷苦白人合理的关切置若罔闻时，“这些脆弱的选民不再需要太多的哄骗，就会去咬那只曾经打在自己脸上的手。”

尽管我们认同迪昂所建议的，应该让黑人社区享有更多“非种族性”的优待政策，如人力资源培训和教育，而少谈种族，但是迪昂自己也忽视了一点，即美国社会已经不是黑白两个种族的美国，如何能够让各种族群、文化更加融合团结，而不是以白人右翼为主导，已经是今天美国社会迫切需要面对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那个党派政治房间里的大象。

在迪昂写完这本书16年之后的今天，不仅黑人社区，甚至美国社会都面临着教育和人力资源培训分配的不公。各派都没有直面这些社会现实问题，渐进的改革、局部的投入也就成了空中楼阁。正视“种族主义”的问题，和以非种族化的标准改善社区，并不是非此即彼的选择。事实上，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如果“种族问题”如一些人所宣称的对于美国不重要，是构建出来的，那么为什么它在美国社会却变得无所不在？

种族问题在大选年被政治化，和公共健康问题被政治化一样，都是让事情变得更糟糕的悲剧。两个政党对待种族问题的措辞和论调，也是周而复始地循环。人们应该做的，不是将“黑人的命也是命”仅带入到选举中，之后四年弃之，如此循环；而是以强调特殊性的方式将其普遍化，以反消费主义的方式不再被党派政治和媒体所消费，以赤裸生命的形式将其展现，这尽管会让一些人恐惧，一些人胆怯，但也会让更多人对未来充满希望。

在黑人弗洛伊德死于警察膝下之后，对美国社会所带来的影响，就连美国最早的、家喻户晓的儿童节目（1969年开播）之一芝麻街也专门做了一期特辑节目，向小朋友们解释什么是种族主义。主角小木偶艾蒙（Elmo）看到抗议的人群和“我不能呼吸”的标语表示不解，问到人们为什么要因肤色不同，就不公正地对待别人：“我不理解，爸爸。我（在芝麻街）有不同肤色，嗯，也有不同毛皮的朋友啊！” 他爸爸回复说，“我知道，艾蒙，但是不是所有的街都和芝麻街一样”。艾蒙爸爸继续说，“在芝麻街我们彼此相爱，彼此尊重。全国各地，有肤色的族群，特别是黑人社区，因为他们的相貌、文化、种族和他们是谁，就被不公正地对待。这就是我们看到的，人们说，我们受够了！他们想要终结种族主义。” 然后艾蒙问：“我能够做什么呢，爸爸？艾蒙如何去支持他的朋友们呢？” 他爸爸说到，“很好，我们要开始去了解，接着去谈论究竟发生了什么，然后去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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