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我这样的小配角

“你啥时候当乡长？”这是1999年春日的一个下午，堂伯来乡里看我，带着焦虑的神情问。

“再等等，伯，乡长在重点培养我。”面对堂伯逼视的目光，我回答时表面显得耐心，其实内心焦灼如火。我的腿在不住地抖动。

那一年，我快30岁了，30而立，却没“立”起来的一丝迹象。

我想说，堂伯，我根本不是那块料，但实在是不想伤堂伯的心，总得留个念想吧，像那些患了癌症还在咬着牙关做化疗的人，谁不想再抢救一下呢。

我不适合做乡长这样的领导，其实也是乡长看出来的。乡长觉得我笔头还算硬，我写的发言材料，他在会上读起来抑扬顿挫，很有感染力。也许是乡长要故意考我，或者是真心要给我锻炼的机会，有一次乡里大会，一个副职外出开会，他居然让我临时替代那副职上台讲话，讲话稿写好了，我却念得结结巴巴，念到中途，我实在是紧张，感到缺氧，念不下去了。

算了算了，还是我来讲，乡长挥挥手，让我下台去了。

那次会后，乡长来到我办公室说，你就老老实实写材料。我抬头，见乡长有乐呵呵的表情。我平时显得谦卑，偶尔也狂妄一下，但没逃过乡长鹰一般的眼睛。我明白了，乡长那天让我上台，就是等我出洋相的，好给我一个下马威，杀杀我内心里掩饰着的那一点狂气，等那一点狂气蚕吐丝般尽以后，我就是瘪气的皮球了。

31岁时被表叔赶着鸭子上架，在秋天做了一回婚礼上的证婚人——是城里表弟的婚礼。之前写了稿子，但为了逞强，上台时我就开始脱稿讲。我忘了稿子上诗意的祝福语，东一句西一句的，讲了些与婚庆不沾边的唐诗和宋词，宴席上的人全笑了。表叔觉得丢了面子，把手里准备给我的红包又揣入衣袋，难过地说，他们还说你是村子里出去的作家，咋生这样一张嘴呢。

两年后，表弟离婚了。表叔全家都怪我，说是结婚那天请错了我这个证婚人。似乎有一点道理，我记得那天念了秋风秋雨苦煞人这种与喜气相克的诗句。

35岁那年的春天，我带着几个文友回村赏春光。堂伯一顿酒肉款待后，几个文友用修辞语法猛夸我的所谓文学成绩。等几个文友出门后，堂伯又催问我：“你啥时候写本《红楼梦》那样的书来？”我打了一个冷噤。

37岁那年夏天，堂伯患了肺癌，来城里医院住院。我去看望堂伯，堂伯从床上一下撑起身，再次问我，写出来了么？我装懵，故意问，伯，写出啥来了？

堂伯闭上眼，我见他深陷的眼眶里浮出了泪，离开人世前，他还在对我深深地失望。

在堂伯的极力要求下，他被送回老家村子里，死在了家里床上，按照老家风俗，才算落叶归了根。

而今，我过了知天命之年，游荡于人世，做一个人海熙熙里的小配角。我对命运从来都是一副逆来顺受的样子，热血激荡时，也想卡住命运的喉咙奋力一搏，但却糊涂于这命运的喉咙到底在哪儿。算了，不用去找那“喉咙”，呼吸倒还畅快点。

去年夏天出席一次高中同学会，同学中有做领导的，有身家过亿的，饭后各自围成群，感叹岁月流逝芳华已去，当然也有显摆的。有同学问我，写了啥大作啊？我心虚，摇摇头说，一点爱好罢。一位搞房产旅游开发的同学老总说，要不你来帮帮我们公司搞营销文案，比你在报纸上发个豆腐块强多了。我客气地推脱说，今后再说。

同学会散场后，一个80多岁的老人走过来拍拍我的肩说，你还记得么，当年你把阿尔巴尼亚说成了阿尔及利亚。我激动地拥抱了我高中时期教地理的方老师，差一点就热泪盈眶了。30多年的岁月过去了，在泛黄的记忆里，方老师还记得他当年在课堂上提问让我回答错了的这个问题。

幽人独往来，做好芸芸众生里的配角。等千帆过尽，我，这个人生里的配角，向另一个主角致敬，那一个主角，还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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