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的针脚

一台打字机彻底粉碎了我的命运。还记得那是意大利好利获得牌打字机，我透过商店橱窗看了它好几个星期。如今再回首，虽然那么多年过去了，还是让人难以相信一台简单的机器居然可以在短短四天之内改变一个人的命运，把已经成形的计划全盘碾作粉末。但事实就是如此，在它面前，我无能为力。

其实我那时并没有什么宏伟的人生规划，所有的抱负都和家庭相关，无非是些家常琐事，与当时生活的时间和空间坐标很相配，几乎触手可及。我的世界只围绕着一些人和事缓慢地转动。在我看来，他们永恒而坚固。我的母亲，就是这个小小世界里最坚实的支柱。她是名裁缝，在一家专门为贵族定制时装的工作室上班。她经验丰富，品位高雅，但终其一生只是个劳劳碌碌领薪水的裁缝。就像其他裁缝一样，每天工作十个小时，手眼不停地进行裁剪、缝纫、比量、修改，最终将凝结着汗水和心血的衣服穿到别人身上，而当这些作品受到赞誉时，很少有人会注意到它们出自谁人之手。关于我的父亲，我知之甚少，确切地说一无所知。他从未露过面，这对我也没什么影响。我对他没有多少好奇心。八九岁的时候，母亲终于冒险向我透露了一些关于他的零碎信息：他有另外一个家庭，不可能跟我们生活在一起。当时的我一心只想着吃完最后几勺四旬斋期间聊以充饥的豆菜饭，母亲的话就跟眼前的饭一样让我极不耐烦，囫囵吞枣地听了进去。对我来说，赶快到楼下广场上去玩比了解这个不相干的人的生活有趣多了。

我出生在一九一一年夏天。同年，舞蹈家帕斯托拉·因佩里奥·卡约结婚，墨西哥歌手豪尔赫·内格莱特出生。欧洲的“美好年代”正走向没落，远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鼓已隐约可闻。在马德里的咖啡馆里，人们读着《辩论报》和《先知报》，舞台上，拉·切里多和着流行歌曲的节奏疯狂地扭腰摆臀，点燃男人们的热情。也是那一年的夏天，国王阿方索十三世成功摆平数不胜数的情人，迎来了他第五个婚生孩子，一位公主。而执政的自由党人卡雷拉斯决不会料到，一年之后他在圣马丁书店翻阅新书时，一个极端的无政府主义者用三颗子弹结束了他的性命。

我成长的环境还算幸福，虽然大部分时候很拮据，但既没有过于困窘，也没有遇到过大的挫折。我在一个老街区的小巷子里长大，紧挨着稻草广场，离马德里皇宫仅有几步之遥，与市中心没日没夜的喧嚣近在咫尺。这个世界到处是晾晒的衣服、漂白水的味道，高声交谈的邻里和总在晒太阳的猫。我在附近的一所临时学校里读书，它搭建在一栋楼的夹层中，孩子们四个四个地挤坐在双人板凳上，推攘着大声背诵《海盗之歌》或乘法表。我在那里学会了读书和写字，掌握了四则运算，也知道了挂在墙上的那幅发黄地图上一道道河流的名字。十二岁那年我结束了学业，来到母亲工作的时装店当学徒。这是宿命。

时装店的老板是马努埃拉·戈蒂娜女士。数十年来从这里流出无数精美的衣物，剪裁得体、做工精良，在整个马德里享有盛名。贵族妇女穿着这里出品的时装、晚礼服、大衣和斗篷在卡斯蒂利亚大道上招摇过市，去跑马场赌马，在耶埃罗门马球场打球，进萨库斯卡咖啡馆喝茶，或者到华丽的教堂做礼拜。其实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并没有真正接触到缝纫技艺。刚开始我是时装店里的小杂役，包揽一切杂务，比如捡出火盆里的碎炭、打扫地上的零碎布料、在火上加热熨斗、马不停蹄地去蓬特霍斯广场买线和扣子，等等。其中我最喜欢的工作是去那些独栋豪宅送刚做好的衣服，它们一般都装在棕色的亚麻袋里，这是我早期职业生涯中最大的乐趣。就这样我认识了马德里那些最豪华住宅的门童和司机、最有钱人家的侍女和管家。我也有机会偷偷观察那些精致高雅的仕女，以及她们的女儿和丈夫。我是一个沉默的旁观者，得以深入那些资本家的豪宅、贵族的府邸或是迷人的老式建筑里的奢华公寓。有时候我只能止步于用人区，府里的某个下人会负责接收我送来的衣服。但有时候，他们会让我到更衣室，我可以穿过长长的走廊，还能窥探到客厅，目不睱接地看着那些地毯、水晶大吊灯、丝绒窗帘和大钢琴，有时候琴音流淌，有时候寂静无声。我一边看一边想，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里，感觉多奇怪啊！

我的生活就在这两个世界间转换，我越来越意识不到两者间的巨大反差。走在车来车往、一排排威严肃穆的豪宅耸立的宽敞大街上，我也跟走在自己街区的那些蛛网般的小路上一样自然。那些小巷永远坑坑洼洼、垃圾遍地，回荡着小贩的叫卖声、饿狗尖锐的吠叫声。行人也总是行色匆匆，如果你听到有人喊“泼水啦”，最好赶紧躲起来，免得被泼得满身铁锈。廉价的租赁房里住满了手工艺人、小商人、雇工和刚刚来到首都的报贩，他们令这个街区染上了乡土本色。他们中的很多人，除非不得已，不会走出这里。但我和母亲却相反，每天都一大早起来，匆匆忙忙离开，赶往祖尔巴诺街，快速投入马努埃拉女士时装店的日常工作中去。

（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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