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强大脑”费曼：我的“科学爸爸”

诺奖得主、硅谷天才们的偶像费曼的大脑，也许是近100年最杰出之一。可事实上费曼的智商确实不高，只有120分，仅比平均水平高一点儿。听到欧米杂志把费曼称作“世界上最聪明的人”，费曼的母亲回应道:“如果他真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人，求上帝拯救这个世界吧！”在费曼的成长过程中，他的父亲作用不可小觑。费曼的父亲非常喜欢科学，是他的启蒙老师。

当我（查德·费曼）还坐在婴儿椅上的时候，父亲有一天带回家一堆小瓷片，就是那种装修浴室用的各种颜色的玩艺儿。我父亲把它们叠垒起来，弄成像多米诺骨牌似的，然后我推动一边，它们就全倒了。

过了一会儿，我又帮着把小瓷片重新堆起来。这次我们变出了些复杂点儿的花样：两白一蓝，两白一蓝……我母亲忍不住对父亲说，“唉，你让小家伙随便玩不就是了？”可父亲回答道，“这不行。我正教他什么是序列，并告诉他这是多么有趣呢！这是数学的第一步。”我父亲就是这样，在我还很小的时候就教我认识世界和它的奇妙。

我家有一套《大英百科全书》，父亲常让我坐在他的膝上，给我念里边的章节。比如有一次念到恐龙，书里说，“恐龙的身高有25英尺，头有6英尺宽。”父亲停顿了念书，对我说，“唔，让我们想一下这是什么意思。这也就是说，要是恐龙站在门前的院子里，那么它的身高足以使它的脑袋凑着咱们这两层楼的窗户，可它的脑袋却伸不进窗户，因为它比窗户还宽呢！”就是这样，他总是把所教的概念变成可触可摸，有实际意义的东西。

我想象居然有这么这么大的动物，而且居然由于无人知晓的原因而灭绝了，觉得兴奋新奇极了，一点也不害怕会有恐龙从窗外扎进头来。我从父亲那儿学会了“翻译”——学到的任何东西，我都要琢(出它们究竟在讲什么，实际意义是什么。

那时我们常去卡次基山，那是纽约市的人们伏天避暑消夏的去处。孩子的父亲们工作日都在纽约干活，周末才回家。我父亲常在周末带我去卡次基山，在漫步于丛林的时候给我讲好多关于树林里动植物的新鲜事儿。

“看见那鸟儿了么？”我父亲说道“那是只斯氏鸣禽。”（我那时就猜出其实他并不知道这鸟的学名。）他接着说，“在意大利，人们把它叫做‘查图拉波替达\’，葡萄牙人叫它‘彭达皮达\’，中国人叫它‘春兰鹈\’，日本人叫它‘卡塔诺·特克达\’。你可以知道所有的语言是怎么叫这种鸟的，可是终了还是一点也不懂得它。你仅仅是知道了世界不同地区的人怎么称呼这只鸟罢了。我们还是来仔细瞧瞧它在做什么吧——那才是真正重要的。”

我于是很早就学会了“知道一个东西的名字”和“真正懂得一个东西”的区别。

他又接着说，“瞧，那鸟儿总是在啄它的羽毛，看见了吗？它一边走一边在啄自己的羽毛。”“是”我说。

他问，“它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我说，“大概是它飞翔的时候弄乱了羽毛，所以要啄着把羽毛再梳理整齐吧。”

“唔”他说，“如果是那样，那么在刚飞完时，它们应该很勤快地啄，而过了一会儿后，就该缓下来了——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明白。”

他说，“那让我们来观察一下，它们是不是在刚飞完时啄的次数多得多。”不难发现，鸟儿们在刚飞完和过了一会儿之后啄的次数差不多。我说，“得啦，我想不出来。你说道理在哪儿？”

“因为有虱子在做怪，”他说，“虱子在吃羽毛上的蛋白质。虱子的腿上又分泌蜡，蜡又有螨来吃，螨吃了不消化，就拉出来粘粘的像糖一样的东西，细菌于是又在这上头生长。”

最后他说，“你看，只要哪儿有食物，哪儿就会有某种生物以之为生。”现在，我知道鸟腿上未必有虱子，虱子腿上也未必有螨。

他的故事在细节上未必对，但是在原则上是正确的。费曼的父亲，用开放式的问题来“训练”孩子,让他学会探寻根本上正确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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