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头半人马”

◎[意]马可·贝波里蒂

尽管他是一个羞涩、沉默寡言的男人，在他的职业生涯中，普里莫·莱维同意接受了很多次采访、对话和交谈，其中有很多已经被发表出来。这种活动的频率之密集，以至于他开始思考在他更为正式、公认的化学家和作家的身份之外，他有了第三种职业：一个对话者和见证者。从一开始，口头表达在莱维的作家生涯当中就扮演着一种非常重要的角色。

在莱维的作品和他积极的生活中，讲故事的艺术和聆听的艺术是紧密相连的，正如他在《扳手》中所写：“正如讲故事是一门艺术一样，将故事千回百转严丝合缝地编织起来，倾听也是一门艺术，它同样古老，同样精妙，但就我所知，人们从未对此给过什么标准。”

聆听莱维在那些保留下来的磁带或者光盘中对采访者的回答时，一个人很难不被他的对话的流畅、优美而打动，这些回答是多么适合直接被发表。由于他的敏捷思考，他的口头表达非常接近他的书面语言，这是由他身为化学家的习惯性思维决定的。对莱维而言，采访是一种叙事艺术的延伸，一种更进一步的补充，那些补充的内容是他从遗忘中拯救下来的，被他经常称为“机械记忆”的记忆碎片可以在瞬间复原。在采访当中，他听起来经常像是研究他自己的过去的人类学家。作家永远是在叙述，哪怕在这次采访中只有短暂的片刻，哪怕他完全将自己交托给记忆，让它去面对麦克风。事实上，更好地了解这个人，这个作家、化学家、奥斯维辛囚犯的办法，就是去阅读他对其他人说的话。

“一本书”，莱维不止一次说过，“必须是一部能够运作的电话”，电话的隐喻在莱维那里指向的是沟通的一个至关重要的方面：距离。在叙述者和听众之间存在着一种距离，叙述者当然是为他的对话者提供建议，但在两者之间，永远存在着一种特定的距离。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就在莱维更多地开始反思自己的得救时，他告诉过一个采访者，写一本关于他在奥斯维辛经历的书并不仅仅来自一种做见证的冲动，为了让自己摆脱奥斯维辛的诅咒，词语作为一种拯救，故事作为一种治疗，同样也来自一种让自己和周围的他人保持不同的需求。

在很多采访当中，莱维都会反复说他身为化学家的第一份职业让他免于一死，并给予了他第二份职业——作家。正是他奇妙的命运，让他从我们这个世界最可怕的悲剧当中汲取了词语的馈赠，他这样描述自己，他直接从奥斯维辛的地狱里获得了一种叙事的能力，一旦他回归生活，就运用讲故事的天赋让那被感染的嘴唇变得洁净。而这种遗产很快就被证明是一把双刃剑。在《扳手》里，他引用了希腊神话来讲述这份馈赠，他认为自己戴着一层提瑞西阿斯的面具，他在路上遇到了一条蛇，然后被变成了一个女人：“此后，我在世人眼中做一个化学家，反过来却感受着自己血管里作家的血液，我觉得自己好像在身体里盛着两个灵魂，而这太多了。”

这个“被施了魔法的旅人”的复杂身份：化学家和作家，见证者和作家，犹太人和意大利人。在1966年最早期的一次采访中，莱维说：“我是一个两栖动物，是一头半人马，我内部被撕扯成两半，一半的我在工厂，是化学家和技术专家；另一半的我和第一个我完全是脱离的……生活在写作的世界中，接受采访，处理我过去和现在的经验。这是我大脑的两半。我带着这种妄想狂式的分裂生活着。”

半人马，莱维曾将自己最美妙的一篇短篇小说《半人马的问题》的题词献给了它，不仅代表了对立的存在，同时也是人和兽、冲动和推理的结合，是一种不稳定的、注定要破裂的组合。这个半人半马的形象是集中营的所有幸存者经历的那种激烈的内在压迫的象征。在很多采访当中，莱维一直在寻找回到他内部的那种深刻分裂的途径，而不希望掩盖它、忘记它。他将它部分当成一种自我流露展示给他的听众们，但同时也永远带着一种适度的犹豫，犹豫是否将其完全暴露在他人过度的好奇心面前。在这些对话当中，莱维告诉我们很多关于他自己、他的家庭、他的品位、他的生活概貌，甚至看起来，他大声宣告的谨慎只是表象。事实上，他允许我们去窥探他的生活，正因为他生命中的核心事件，他作为一个故事讲述者、一个对话者的旅程才开始，也因为生活和记忆中这种无法治愈的伤痛，才让他渴望词语，渴望清晰的交流。

莱维不停重回的另外一个问题，有时拒绝，有时接受，是关于他成为作家的问题。莱维当然是一个完全成熟的作家。最重要的一点，他是一个超常的作家，因为他的任何一部作品都无法被某个特定的题材完全框定。他解释他的作家身份是多重的，在1979年，他又重新回到“半人马”这个主题，他说：“我从文科高中毕业，接受了人文主义的教育，但是同时也是一个化学家，一个曾经被驱逐的囚犯。所以在写作中我至少有三种不同的资源。”

至少到20世纪80年代早期为止，采访者面临的最大的困难就是确定见证者和作家、化学家和作家、奥斯维辛历险的叙述者和科幻小说作者之间的界限。然后突然地，随着1982年《若非此时，何时？》的出版，这个问题似乎迎刃而解了。就好像这部小说——这部关于爱和战争的小说，已经抹除了这几者之间的区别。但是对莱维而言，这个问题仍然存在，而且实际上比以往更为尖锐。一方面，作为一名见证者，莱维感觉自己有义务要保持诚实，这个问题不停强迫性地重新出现，让他写出了《被淹没与被拯救的》这部杰出的自省作品。在另外一个层面上，莱维所有的作品，无论是见证性的还是随笔性的都带有非常强的文学性，实际上这种文学特质正是让莱维有别于纳粹失败后意大利和欧洲涌现出来的成百上千的故事和见证。

所以，莱维的书在不同的程度上都带有那种专属于文学的“虚构性”。他反思道，要成为一个作家，在某种程度上会背叛作为见证者的任务，因为书面文本会很自然地让真实的故事变得更为可信、更吸引人。在这一点上，即便是和其他讲述了犹太人经历的种族灭绝的叙述者相比，莱维强烈地意识到在叙述和现实之间那种成问题的联合，他仍意识到从其内部和自身来说，每一种见证的行为都是有效的。

莱维身上共存的多种职业身份（化学家、作家、见证者、演说家）并不是偶然的，每一种职业会自然地孕育很多故事，因为故事都是在工作的场合——不同的工作场合诞生的。作家这个行当本身就是一种手艺活。

如果说很多20世纪作家的采访合集总包含了很多关于他们自身工作习惯、观念、阐释、喜好的一些丰富信息，那么可以说，莱维代表了一种例外，他的故事，无论是书面的还是口头的，永远是那些关于经历的故事。其中，词语作为一种姿势，作为仪式性的行动，带领人们穿越20世纪的不安和动荡。读者的任务就是从他的话及其被转译的话中，拣选出今天仍有共鸣的真理。这些真理通常都被那种令人意外的乐观主义和清晰的悲观主义所掩盖。“我是一头半人马”，他告诉人们。对谈话者、作家普里莫·莱维而言，本雅明关于讲故事的人的结语仍然成立：“他的天赋就是讲述自己故事的能力，他的非凡在于他能讲述自己的一生。讲故事的人：一个能让他生命的灯芯被他口中故事的微弱火焰彻底吞噬的人。”（《讲故事的人》）

《记忆之声：莱维访谈录，1961—1987》，［意］普里莫·莱维/著，[意]马可·贝波里蒂、[英]罗伯特·戈登/编选，中信出版社201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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