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谈人生

“人生只是一个向往，我们不能想像一个没有向往的人生。”这一向往向外扩张，先生称之“涂饰的人生”，生命的支撑点并不在生命之内，而在生命之外，人生的意义只在于无穷无尽的追求上，那向外的便成了一个客体，无限向前，那客体便异化了。于是有机器奴役了人生，权力吞噬了人生。印度人的人生，似乎是向内的。把外面拆卸，把外面遗弃与摆脱。可是，你若摆脱了外，就无所谓内，向外寻求的“迷”洗净了，也就无内明己心的“悟”了。因此禅宗说“迷既是悟，烦恼既是涅槃，众生既是佛，无明既是真知。”中国的儒家持中立的，不偏向内，也不偏向外，他们追求现世的幸福，脚踏实地，安稳向前。

先生还认为，“真、善、美”三个价值观念不足以包括人生。还应添上“适”与“神”，“适”意指人类为适应和改造世界所施加的“文明与创制”，于此，便可增加“现实性”与“相对性”，弥补“真善美”的绝对性。所谓“神”是对“适”的补充，钱穆用的是比喻加列举，似乎是指达到一种极致，作者说“加上一个‘适\’字，是引而近之，使人当下即是。加上一个‘神\’字，是推而远之，使人鸢飞鱼跃。”

人之所以为人，在于人在自然人生之外，还有“人文”的人生。后者是人类从自然人生中解放出来的“自由”。如自然人求生，文化人却可能求死，求解放，求自由。人生目的越多，选择也越多，就越自由。由此，便产生了“是非”“高下”和“善恶”的问题。先生认为自由界无所谓善恶，问题只是在于自由选择的该当与不该当。没有好的可挑，只好挑次好的，没有不好的，只有挑不好的。若到了人吃人的时代，就只有“生”和“死”的目的了。那时，就无所谓好坏了。

人的心与动物的心之不同，在于人的心可以离开身体而另有所表现。先生否定了“生产工具”一说，提出了“生命工具”的概念，强调物我一体。“正因为人类生命工具扩大变进与融合，而成为人类本身只变进、扩大与融合。”“人类文化绝不是唯物的，而是心物交融，生命与物质交融的。”中国人讲“人心能互通，思想能互融”，这就是一个大生命，我们把它叫做“文化的生命”、“历史的生命”。

“而一切由物来决定心的那一种唯物史观，以及其仅懂得生产与财富价值的人生理论与历史观，实在是太偏狭，太卑陋浅薄得可怜了”，所以如何探究人生真理呢？“必当还就人类本身之有限可知中求之，而同时又必知人类本身所知之永远是有限。而此有限之外，永远有一无限不可知者包络之。”理想的境界是天人合一，有限的小我与无限的宇宙融为一体。因此人生一切真理，就是首先要使自己成为一个好人。这也是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

（《人生十论》，钱穆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9月，1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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