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人】汪文台：清代杰出的辑佚家

□黟县  吴卫华

如果把汪文台纳入徽州朴学，这是无可置疑的，这是历来学界已经给出的定论，但是我还希望把他纳入到一个放眼世界，追求先进思想的学者。汪文台不亚于魏源，他同样“知夷制夷”，给当时的中国上下层一剂救国的良药，这就是他的一部巨著《红毛番英吉利考略》。

鸦片战争失败后，愤于当时朝廷的“不识夷务，务为漫夸”，汪文台采集《海国记闻》、《海国见闻录》、《职方外记》、《澳门纪略》等资料，编辑成这本《红毛番英吉利考略》，成为继《海国图志》后的重要读物，有助于中国人开眼看世界。这在当时是引领学界风范的，这本书也就成为近代启蒙地理书之一。

汪文台（1796——1844），又名文泰，字南士，黟县碧山学士里人，府学廪生，是嘉庆、道光间著名学者。汪文台少年时期跟随父亲学习，十五岁时，父亲去世，家境逐渐衰落，他的母亲让他去经商，做学徒。汪文台没有理睬，躲到书肆里读书。他的母亲见后，不再强迫他去经商。后来，汪文台补廪生，教授学生以及收纳到的钱，全部用来买书，家中藏书达万卷，成为享誉一时的藏书家。徽州地理位置偏僻，外人多有珍贵的书稿带入这里，寻求买家，汪文台细致斟酌，买入收藏，这为他以后在辑佚方面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汪文台生活在与俞正燮同一时期，同乡之谊，二人志同道合。他们互相学习，一起探究学问。《黟县三志》说：“博学强记，家产不及中人，然犹聚书万卷，治经汉儒为宗。”《黟县志》（2012版）记载：“文台与俞正燮交往密切，学宗汉儒，于经史子集，无不博涉精研。”

汪文台藏书万卷，为他的辑佚做了足够的物质准备。他取证古义，博采众家学说，仿照汉人韩婴《韩诗外传》，作《论语外传》，来补充他认为的《论语正义疏》（宋邢）的疏略。这些均有赖于家中的藏书，和他乐于学习。

道光十六年间八月，江苏苏州人，举人朱骏声被选拔授予安徽黟县训导，教授经学。朱骏声爱惜尊重人才，他刚抵达黟县不久，得知廪生汪文台喜好研究古文，虽然两人身份悬殊，但还是主动与汪交往，经常在一起就一些经史问题相互设问并解答，他们一起与俞正燮、程鸿昭谈论经史，质疑问难，著成《经史答问》。一时之间，黟县的学风昌盛，辑佚成风，这也给后来朱骏声厌倦官场后，没有回归江苏苏州的故里，而是来到黟县隐居创造了条件。

汪文台的才华被朱骏声赏识是有缘由的，《黟县志》（同治版）说：“（汪文台）治许氏说文，多所是正，作《说文校正录》，又记《说文》及《子史金石文集》中所有字，而今字书失载者，及诸书引《说文》不足信者及《说文》佚字有四十有三，作《小学剳记》，其他凡有关于学问掌故者，随笔杂述。”这些为朱骏声研究《说文》提供了资料。

“汪文台死后，家中十分贫困无法入殓安葬，朱骏声亲自去吊念汪文台，并赠送给他俾人以成双丧。直至汪文台死后很久，还常常叹息，像汪文台这样的学人再很难遇到了。可以说，汪文台和朱骏声的交往没有等级之分，没有贫贱之分，两人同样的好古之心使两人志同道合，情感深厚。”（李莎《朱骏声传略》）

汪文台的才学很高，但是他个人很低调，这可能与他的家境贫困相关。但是他不低三下四地去求人，他是以学问得到当时的大家赏识，阮元是他一生的知己。汪文台读了阮元《十三经注疏校勘记》，认为对后代很有益处，但是书成于多人之手（1801年，段玉裁主定《十三经校勘记》），有不少讹误，于是撰作《十三经校勘记识语》四卷，寄给了当时阮元。

《十三经注疏》是一部大型的经学丛书，收书180余种、1400余卷。刻印时，召集了一些绩学之士担任校勘，由阮元总其成。这些校勘成果，就是著名的《十三经注疏校勘记》。汪文台能指出其中的不足，足以让阮元叹服，“先一年，（汪文台）录所撰书质于仪征阮文达，文达久不见客，闻文台至，舁出听事，酹对竟日。”阮元读《识语》后“服其精博”，“遂礼聘赴扬州文选楼校书”。

文选楼是当时天下名士向往之地，位于扬州旧城兴仁街（现毓贤街）旌忠寺，全称“梁昭明太子文选楼”。阮元对扬州文选楼文化的弘扬和文选学研究的推动起了重要作用，并于家庙西建“隋文选楼”，在此藏书、读书、校书、著书、刻书；楼上供奉曹宪、李善等人塑像，主要是纪念扬州的文选学者。阮元的许多藏书章都以文选楼命名，如“隋文选楼之印”、“家住扬州文选楼隋曹宪故里”、“扬州阮元文选楼墨庄藏书印”等。

得到阮元的提携，汪文台步入徽州朴学的领域，成为精英之一。他的视野拓宽了，学识大长。他一直到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英国侵略军侵犯上海，才辞归故里。

汪文台声名并不显赫，毕竟英年早逝，但是学界一直把他辑佚的《七家后汉书》21卷作为经典的辑佚作品。汪文台在博览众家的书籍之后，认为东汉诸史除了范晔的《后汉书》，袁宏《后汉纪》流传外，大多的已经散佚，这些散佚在民间的东汉史书，可以作为“补丁范书之阙误”。其实，康熙时姚之骃著《后汉书补佚》已经开先河，后继者不少，但是“辑文不丰富，考据乏力妄增误改”，不利于后学者。

于是，汪文台从《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初学记》、《太平御览》及《三国志》、《文选》等典籍中进行搜集整理，辑成《七家后汉书》21卷（包括谢承书八卷，薛莹书一卷，司马彪书五卷，华峤书二卷，谢沈书一卷，袁山松书二卷，张璠书一卷，并附无名氏书一卷），30多万字。这部《七家后汉书》辑书普遍，辑文很丰富，有人物925人，篇目有序，出处周详，考辨精当。

汪文台一生著述宏富，主要著述有《脞稿》、《夜余录》、《小学札记》、《思问录》、《说文校字录》、《淮南子校勘记》等。有关汪文台，《黟县志》（同治版）中记载并不多，除却著作之外，有一句颇为引人注目：“颇嗜酒，谓金华酒如良友，甘酒如佞人。作酒评，尝曰：君子慎独，必验所为。于梦蠲俗念，远佞人。不作无益事，不入非礼言，作日记。”从此可见汪文台对自身的修养极为重视，一生保持着清贫，廉而不阿。

可惜，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汪文台英年因病去世。汪文台一生学生弟子很多，其中以程鸿昭、汤球著名，均为徽州朴学的代表人物。《中国通史》中对《后汉书》的辑佚的评述时也称：“清人辑本中质量最精的，当推汪文台的《七家后汉书》。”“其取辑广博，辑文丰富，考辨精审，出处周详，编目有序，末附无名氏《后汉书》佚文一卷，颇便于用。”尝试翻阅这些前人的辑佚著作，我慨然他们的专注，非一日之功。

1987年著名史学家周天游校点的标点本《八家后汉书辑注》（河北人民出版社）前言中，周天游推崇汪文台是“清代杰出的辑佚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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