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英国贵族演变的系统诠释——《英国贵族史》评介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英国史学界从不同角度研究英国贵族的学术成果层出不穷，且不乏真知灼见。如R·P·艾贝尔的《盎格鲁——撒克逊时期英国的贵族和军职》、R·阿希和A·伯克的《君王官职恩赐和贵族：近代初期的宫廷》、J·V·贝科特的《1660—1914年英国贵族》、J·沃德的《中世纪后期英国女贵族》等。但就国内而言，研究英国贵族的成果却寥落晨星，仅见于数量不多的几篇论文，或某些有关政治史专著的只言片语，使人很难一窥英国贵族发展与演变的全貌。幸而，河南大学历史系教授阎照祥先生的专著《英国贵族史》（人民出版社，2000年6月版，约27.5万字）为国内的史学研究弥补了这一缺憾。

作为国内首部研究英国贵族演变的专门史著作，首要任务是“勾勒英国贵族的发展脉络，揭示他们从军事贵族到封建贵族、继而从封建贵族到资产阶级贵族、再从资产阶级贵族中演变出工党贵族的基本轨迹”（《英国贵族史》第5页，后面引文皆引自本书）。为此，作者以新颖的视角将英国贵族体制的发展和演变划分为六个阶段。5-11世纪是晨曦初露“朝阳显现”的时期。历时600年的不列颠战火刺激了军事贵族的产生和发展，同时，伴随战争而进行的“册地”使军事贵族又陆续演变为封建俗界贵族。此期，基督教的传播也营建了教会贵族等级制。约自10世纪起世家大族的谱系逐渐清晰。自1066年“诺曼征服”到12世纪后期是“日光重布”时期。原有的盎格鲁——撒克逊体制被重新改造，建立了相当严格的封建主义封君封臣体制。其不同于大陆封君封臣制的特色是，在不列颠“国王附庸的附庸也是国王的附庸”。12世纪末至15世纪是贵族“白日中天”的兴盛时代。在与王权的政治和军事对抗中，贵族实力与王权渐趋接近，以公爵、侯爵、伯爵、子爵和男爵为序的五级贵族体制也大致成型。自都铎王朝建立至1688年“光荣革命”是世俗贵族主流的“拨云破雾”时期。与欧洲多数国家贵族体制已在变形、扭曲和衰败不同，英国贵族却能在风云迭起、瞬息万变的改革和革命时期，根据王权的盛衰调整和发展力量，最终掌握了自身命运的主动权。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乡绅阶层的崛起，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旧的贵族组成，使贵族成分在某种程度上得以更新。

自1688年转折至19世纪后期是“斜阳丽彩”时期。有异常规，资本主义时代的到来不仅没有使不列颠的贵族群体走向衰亡，反而建立了资本主义贵族寡头体制。贵族寡头在产业革命的浪潮中推波助澜，在军事、外交等领域高视阔步，但资产阶级的兴起开始改变英国贵族的构成。19世纪末期以来是英国贵族的“夕阳西坠”时代。随着大地产制的衰落、政治特权的被褫夺、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力量的茁壮成长，以及后来的工党上台执政，这一时代，贵族的成分被极大的改变，完成了“从封建贵族到资产阶级贵族、再从资产阶级贵族中演变出工党贵族”的转变。随着1999年1月20日英国工党政府旨在取消世袭贵族在上院中世袭席位的改革计划要点的公布，不列颠世袭贵族体制最终走向了坟墓。

与多数国家的贵族体制在近代就走向衰亡不同，英国的贵族体制从产生到步入坟墓历时一千多年，究竟是什么原因使英国贵族群体有如此强韧的生命力和发展的连续性呢？前人对此所述无多，而这又是揭开英国贵族体制与其他国家命运如此迥异的关键所在，为此，作者花费了较多的笔墨对之进行探究。作者认为，概述之，原因有四：一是他们在漫长的中世纪善于协调自身与王权、宫廷的关系。多数情况下，贵族能够理智地分析各种利害关系，通过群体力量建设性地解决现实问题。他们反对国王独裁，是王权的对抗者、挑战者、监督者和制约者。“可以断言，没有不列颠贵族的联合行动，就不会有《大宪章》、《权利法案》等宪法性文件的制定，也不会有17世纪内战、‘光荣革命’等重大事件的发生”（第3页）。但另一方面，他们又不愿意举行封建割据的无政府叛乱，以维护以国王为首的整个英国贵族的利益，因而又是王权的追随者、服从者、合作者和维护者。至此，对这一原因的探析已较为明确，但作者并未就此而止，而是以13世纪为例作了进一步分析。作者指出，政治态度和行为的差异性和多样化是13世纪英国教俗贵族政治家的一笔无形资产，它有助于一个实力可观的贵族反对派的出现，有助于贵族和王权的矛盾和对立的形成，并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造成了政治上的均势和对抗。倘若英国两界贵族甚少政治分歧和对立，要么是一致地支持国王，要么是坚决地反对王权，英国的政治前景只会有两种选择：专制君主制和封建割据。这样一来，不列颠就难以出现议会，政治民主的幼芽也就不会及时萌发。此为灼见之析，表明作者的研究并不是仅仅停留于前人的既有成果上，而是不懈辛劳的开拓。

二是英国贵族在社会结构迅速更新的资本主义时代，善于在维护既得利益的情势下，较为老练地处理本阶级与广大民众的关系。这一概括是作者在对贵族寡头体制的成因、贵族寡头体制与政党竞争、贵族含义和人数的变化、贵族和大地产制、贵族与工业革命、贵族对其他权力的垄断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分析后得出的。

三是贵族体制的系统性和开放性。“所谓系统性是它在各个时期，都拥有界限比较清晰、职权相当分明的等级划分、管理模式和传承制度。所谓开放性是它的成分能通过自然淘汰，爵位、封地或地产财产的转让，爵位封赐和晋升，逐渐地部分地更新”（第3-4页）。

四是英国贵族拥有独特的息身机构——议会上院。“光荣革命”后，英国贵族的政治权力涉及国家权力的各方面，权力最集中的地方是议会上院。尽管上院地位之尊不如国王，人数之多不及下院，而且还有国王掌握贵族恩赐权、上院开会出席率较低、与上院相比下院是国家立法机构更重要的组成部分之特点，但作者指出：“还不能简单地得出‘光荣革命’后上院权力弱于王权和下院的结论”（第251页），因为，直到19世纪末，英国贵族仍可以利用群体立法的能力限制王权；国王和掌握政府权力的部分上院贵族的关系还比较密切；上院贵族始终掌握着国家最高司法权，有权审理各类上诉案件；直到1832年议会改革前，辉格党和托利党的组织水平比较低。作者此论无疑是对过分夸大下院权力观点的有力驳斥。

既然是英国贵族史，贵族的精神风貌、教育文化、欧陆留学、婚姻制度、继承关系、庄园生活自然也就成了不可或缺的内容。为此作者在第二、三、四、五章中，共辟八节对这些问题进行研究，从而使得《英国贵族史》一书内容完整、体例完善。

在内容体例之外，文笔的优美、语言的流畅构成了本书的另一大特色。“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因而作者在行文中时刻注意力求语言的精练，同时特别注重文笔。如“女王婚姻谈判涉及到几个国家，牵连到她的心腹贵族，先后数十年，始终举棋不定，致使岁月蹉跎，年华老大，终身未嫁……由于狭隘和嫉妒，她把臣下对她的感情看得格外重要，不容许他们私下端起爱情和婚姻的美酒自斟自饮”（第185页）；“当作者纵观一千多年英国贵族体制发展特点和态势，并试图划分出若干阶段时，会油然联想到一轮缓行长天的白日”等佳句不胜枚举。从中可以看出作者多年成一书的艰辛。（华蓝德 原文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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