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的名字叫“我的兄弟”

○巴黎，1944年

“您不用对我说您是谁。这并不是我的房子，这是耶稣基督的房子。这扇门并不问走进来的人有没有名字，却要问他有没有痛苦。您有痛苦，您又饿又渴，您就安心待下吧。并且不应当谢我，不应当说我把您留在我的家里。您是过路的人，我告诉您，与其说我是在我的家里，倒不如说您是在您的家里。这儿所有的东西都是您的。我为什么要知道您的名字呢？并且在您把您的名字告诉我以前，您已经有了一个名字，是我早知道了的……您的名字叫‘我的兄弟’。”

很难想象，那位饥寒交迫，沿途受尽辱骂与恐吓的流浪汉，敲开了卞福汝主教的家门，得到了神一样的温暖与庇护时，是怎样的惊诧与震撼！卞福汝主教的仁爱与慈祥，对可怜的冉阿让来说，灼热到难以置信。他盗劫潜逃，被捉败露，被再次感化，最终上帝成了他眼前的光，脚前的灯，引导他走上了自我救赎的道路。小说《悲惨世界》开篇的这一幕，在欧洲国家敞开胸怀接纳二战以来最为汹涌的难民潮时，浮现在了我的眼前。

越是好的文学作品，越是开放的、向空间、时间，和审美价值与社会意义开放。从文本上看，即便是一个小餐厅也要建成大教堂的规模，并赋予超越功能之外的附加结构，这是雨果的积习，旁逸斜出，叠床架屋，以《巴黎圣母院》和《悲惨世界》为最，非这样无以释放文学大师高压容器一般的激荡情怀；从社会的现实意义上看，越是面对人性的灾难，越是面对人性的幽暗，越是在绝望与失望的交织点，在放弃与坚守的临界线上，卓越的文学作品越能为我们提供参考与启示。“如果我的作品只是为了当代而写作，那么我情愿拧断我的鹅管笔”，雨果的作品为他的时代而作，更像是为了欧洲的未来而作。

亚洲、公元、形形色色的主义和体系，我们“百姓日用而不知”的时空定义和审美与价值体系大多源自西方；就连反西方中心论的思维方式所采用的概念和学术规范，也都是西方的——确切地说，是欧洲的。无论我们是否承认，我们对于恐怖分子和伊斯兰极端分子在巴黎实施血腥暴行的愤慨，出于人道主义的义愤和同情，也有一层更柔软更隐秘的文明乡愁——巴黎的悲伤，是全人类的损失；欧洲流血，人类受难。

作为老牌殖民帝国主义的大本营，战后的欧洲放下了殖民体系的包袱；德法世仇和解了；民族国家的边界线溶解了；点缀欧洲秀美天空的不仅有教堂尖顶，更有星月装饰的清真寺；街头不再是纯一色的欧罗巴人，更有各种肤色的人。经济，文化，宗教，移民政策等等方面的开放，为更加包容的欧洲增添了新的活力，即便不像北美充满青春活力，却依旧是人类文明的心灵庇护所，人道主义的堡垒。

宗主国与前殖民地的关系并没有因为权柄的移交而冷漠，相反，藕断丝连，甚至旧情复燃。法国移民多来自北非殖民地，英国移民的输出国则是加勒比海和南亚次大陆，从经济视角看，是劳动力的需要；但是，从情感上和道义上看，未必没有一种感恩和救赎的情怀在氤氲和流淌。

对于恐怖分子，宗教极端分子，睿智的雨果似乎也有先见之明。我们首先得理清信仰和宗教的关系。信仰是人和神的直接关系；宗教则是人的组织，只要有人，就有罪恶。在《悲惨世界》中，论及僧侣制度，雨果有过精彩的评论：“每次当我们遇见道存在于一个人的心中时，无论他的理解程度如何，我们总会感到肃然起敬。圣殿、清真寺、菩萨庙、神舍，所有那些地方都有它丑恶的一面，是我们所唾弃的；同时也有它卓绝的一面，是我们所崇敬的。”

开放的欧洲社会从“悲惨世界”走到今天，它的移民政策即便有所调整，大方向已经不可逆转，作为民选政府的公共决策的产物，其合理合法，有效性及持久性不容置疑。可以想见，将来的欧洲，不是“十字架”征服新月弯刀，也不是“圣战”战胜基督徒，而是在人道主义精神的映照下的正义与法制的和谐欧洲——无论这样的过程有怎样的曲折艰难。

卞福汝主教对冉阿让说，“一个流着泪忏悔的罪人在天上所得的快乐，比一百个穿白衣的善人还更能获得上天的喜爱呢。您从那个苦地方出来，如果还有愤怒憎恨别人的心，那您真是值得可怜的；如果您怀着善心、仁爱、和平的思想，那您就比我们中的任何人都还高贵些。”受伤的欧洲不会被仇恨所蒙蔽，欧洲的人道主义传统不会因此而窒息。

大仲马在《基督山伯爵》最后说：“人类的一切智慧是包含在这四个字里面的：‘等待’和‘希望\’！”

相信欧洲人，以及最广大的心中有爱的地球人都有这样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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