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金是怎样一个诗人

菲利普·亚瑟·拉金，20世纪英国诗坛最重要的声音之一，被英语诗歌大师沃尔科特称为“写平凡的大师”。

拉金究竟是个怎样的诗人？沃尔科特认为他是一个大师，但谢默斯·希尼批评他过于阴郁。批评家史蒂芬·库柏认为，拉金是一位颠覆性的作家。他颠覆了1910年中后期开始的现代主义，而回归以哈代为代表的英国诗歌传统。他日常而精确的语言使他与欧美现代派都划清界限。可以说，拉金重新解释了英国气质，而这种评价在他死后三十多年被更广泛地接受，也许是因为拉金、休斯和希尼之后，英国诗歌显在的平庸和碎片化。

生长在一个父权家庭，拉金的童年灰暗无趣。他从小就结巴，但这个语言发育障碍却使他对文字表达特别敏感，并在16岁时开始严肃地写诗。拉金生前共出版了四部诗集，分别是《北行船》（1945）、《受骗较少者》（1955）、《降灵节婚礼》（1964）和《高窗》（1974）。《受骗较少者》的出版使他迅速成为英国战后诗坛的新锐力量，而《降灵节婚礼》则奠定了他在20世纪英语诗坛的地位。

拉金对中国诗人的意义将是多重的。这不仅会体现在他直接的文学影响上，也体现在写作方法论的启发上。拉金在战后写作里摆脱了两次大战期间英语诗歌的现代主义潮流，发出了一种强烈个人化的新的声音。但这种反叛并非与英国文学传统彻底决裂，而恰恰带有回归的性质。这种思路对百年彷徨的汉语新诗或许具有参照意义。他吃力地告别了年轻时着迷的叶芝，从未被奥登和艾略特的强大引力所收编，而回到了以哈代为代表的兼具批判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气质的“英国性”。在“要么让生命完美，要么让作品完美”的两难中，他以自身对婚姻、家庭和宗教的怀疑与反叛而更像是哈代某个小说里的人物。这固然有家庭和个人气质原因，但也是一个自觉的选择。

拉金的早期文学影响主要来自叶芝，这在《北行船》中对叶芝诗歌音乐性的模仿可以看出。然而，他对诗歌的音乐性保持着警惕。他在1971年甚至称音乐性为“那种无聊的东西”，尤其是那种显在的韵律。他认为“所有好的韵律都不会具有干扰性”。拉金在1946年的晨读里开始对哈代着迷。他特别提到哈代的《得知菲娜死了而想起她》令他一改对哈代阴郁风格的刻板看法。

评估拉金所受文学影响的最佳途径也许是阅读他1973年主编的《牛津20世纪英语诗选》，该书收录了他最喜欢的诗人的作品，其中收入最多的是哈代，有27首，其他人则不超过10首。更有趣的是，一些研究者发现，拉金本人作品中的很多语句都能在这本诗选中找到语源。

拉金在诗歌中发现自己的声音大约是在1948年，之后是长达二十多年的创作高峰期。就具体写作过程而言，拉金认为“诗人写诗是因为突发奇想——就那么一两秒钟——试图把所有的话都写出来”。写作行为经常是偶发的，但这并不排斥构思。他曾提到，“我通常会把诗的最后一行先想好。”这样做的理由是“一首诗的成败取决于最后两行能不能飞起来”。他的许多作品可以断断续续写好几年，中间放下去写别的作品。而他的八本诗歌笔记为这样做提供了可能性，使他可以随时回到某个未完成的作品上。拉金发现，“最难写的诗是写一种很清晰、毫不复杂的经历，那种生动的情感你无法慢慢切入，而必须一枪中的，要么就脱靶”。

比起天才的一挥而就，拉金更注重不断的修订。他写完初稿之后，“一向喜欢给诗留一段隔离期，在那段时间我会把它们带出去多读几遍，并试图发现最初兴奋的时候不易察觉的疏失”。另一个原因是他的大多数作品是有韵律的，这就要求诗的内在和谐，包括声音、节奏、文法和意义的连贯、递进和铺垫，最后才能让作品在结尾处突然飞起来。除了痴迷爵士乐外，拉金还喜爱摄影。他的大量作品中体现了极佳的镜头感，并在宏大的场景和近距离特写之间无碍地跳跃。

拉金曾把自己的诗分为“真”和“美”两类，但承认写出来的往往只有他认为美的东西。这样，“美”在很多诗中成了“真”的代言人或面具。和大多数诗人的早期一样，拉金说：“当你没什么可写的时候，写作很容易。”不幸的是，这句话同样适用于写作的停滞期和晚期。很多诗人在创造力衰退之后，不是如里尔克追问的那样因内心的迫切需要而写，而是出于惯性甚至存在感的焦虑而写。拉金也无法超然。

拉金的诗贴近日常生活，贴近平凡。1981年，拉金在接受采访时说：“我不想超越平凡，我就喜欢平凡，我过着非常平凡的生活。日常小事对我而言都是可爱的。”但在最根本的意义上，拉金认为完美的作品和完美的生命不可兼得。他是戴着一个人格面具写作的，尤其是在中晚期。可以说，诗中的这个人格面具是一个疏离的、陌生化的自我，与他本人的生活和写作互为“别处”和“异乡人”。

新闻推荐

英国又现疑似神经毒剂中毒案 距俄前情报人员中毒地仅11公里

距俄前情报人员中毒地仅11公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