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生大臣管外交：“英国无大将” 还是梅在下一盘“大棋”？

7月8日，英国“脱欧”事务大臣（Secretary of State for Exiting the European Union）戴维·戴维斯（David Davis）因与首相“脱欧”立场不同而辞职。不到24小时，英国外交大臣鲍里斯·约翰逊（Boris Johnson）步其后尘，同样是因为与梅首相在“脱欧”问题上的分歧而突然提出辞职。

大臣当得好好的，为什么会突然辞职？不仅如此，大臣们一个个“比学赶帮”一般争相辞职，这又是为何？如此咄咄怪事正在英国政坛联袂上演，个中缘由值得深思。

上周，英国首相特雷莎·梅（Theresa May）宣布其内阁成员已在“脱欧”问题上“达成一致立场”，将向欧盟建议在“脱欧”后设立“英国－欧盟货物自由贸易区”（UK-EU free trade area for goods）。此举被舆论广泛解读为“软脱欧”。

对此，英国国内的“硬脱欧派”极其不满。在他们看来，所谓的“软脱欧”本质上就是“不脱欧”，因其将导致英国继续受欧盟贸易规则限制而无法实现真正的“独立”。因此，他们所主张的“硬脱欧”路线就是要求英国同时退出“欧盟关税同盟”（European Union Customs Union，EUCU）与“欧洲共同市场”（European Economic Community）。显然，梅的做法在他们眼里就是首相对自己当年“脱欧”誓言的公然背叛。

近日，梅内阁的两位大臣相继辞职，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发生的。

保守党真的无人可用了吗？

正如英国《金融时报》在一篇社论中所讥讽的那样：自梅在两年前上任以来，这个政府一直无法就其与欧盟的未来关系达成一致。这种关系上的“不一致”，是有双方政策的嬗变所造成的，尤其是英国方面反复、摇摆的对欧政策。进一步追溯，对欧政策的摇摆又是由其复杂嬗变的人事变更所造成的。

英国新任外交大臣杰里米·亨特  东方IC 图

这次更让人大跌眼镜的不仅仅是英国内阁大员在不到一天的时间内连走两位，更让“围观群众”感到诧异的是——接任鲍里斯·约翰逊成为英国新任外交大臣的，竟然是英国现任卫生大臣杰里米·亨特（Jeremy Hunt）。这是否专业太不“对口”？保守党政府为何会选择一位卫生大臣去接任外交大臣的工作？难道梅首相真的是无人可用了吗？

对于第一个问题，笔者以为，我们首先要关注的不是“卫生大臣”，而是英国政治架构中首相-大臣的职责与权力关系。

众所周知，英国是全世界第一个建立起现代文官制度（modern civil service）的国家。1870年6月4日，英政府颁布正式确立公开竞争考试制度的枢密令。史学家认为这是英国乃至全世界现代文官制度正式建立的标志。

在延续至今的西方国家文官制系统中，一般意义上的“官”分为两种，一是政务官，或曰“候鸟官员”，他们由当选的总统、首相提名，自然也就对总统、首相负责。当总统、首相倒台或被弹劾、改选后，他们通常也将随之而去职——除非新任政府首脑加以挽留。

像英国各部的“大臣”就属于此类。作为内阁大员，他们最重要的使命就是坚决贯彻落实首相的大政方针，领导、督促其副手——即第二种“官”，在政治上保持中立且任期不受选举和党派更迭影响的事务官——及整个部门实现首相的方针路线。

明确上述基本事实和英国政治架构，我们就不难理解：第一，梅内阁连着两位大臣辞职也是合情合理。梅的脱欧方略究竟对不对、好不好，是一码事儿，我们姑且不论；但可以明确的是，作为首相，她的确有权也很有必要始终确保让可靠的大臣来贯彻自己的意志。去职的那两位大臣，无论其能力有多强，业绩多辉煌，只要在大政方针上和首相相抵触，那么等待他们的只有两种结果，一种是自己辞职，一种是被解雇。相对而言，可能前者还是对双方而言都更体面一些。

第二，按照内阁大臣重要性序列，从卫生大臣到外交大臣，的确是有一点升迁的意味。这次两位大臣联袂去职，确实让梅有一点措手不及。所以我们看到，其内阁的更迭有如“跳棋”——外交大臣鲍里斯·约翰逊走了，杰里米·亨特卫生大臣顶上；那卫生大臣的位子，又由现任文化大臣马特·汉库克（Matt Hancock）接任；另外将安托尼尔·吉内若·杰里米·怀特（Attorney General Jeremy Wright）任命为新的文化大臣。

第三，另一个问题是，从来没有从事过外事工作的杰里米·亨特能否胜任？从目前的情形来看，英国舆论对亨特的任命暂时没有太多质疑——当然，也谈不上鲜花与掌声。民间有受访者表示，他们认为亨特或许基本还是能够胜任外交大臣的。

这位现年五十岁的阁僚，出生于1967年，2005年成为英国议员，曾担任英国文化大臣等职，从2012年开始至今担任英国卫生大臣。从议员到文化大臣，再到卫生大臣，最后到现在的外交大臣，亨特一路走来，政声、口碑和其同侪相比还算不错，甚至一度被视为未来保守党领袖的热门人选，可谓是唐宁街上的“后备干部”。

不仅如此，正如前文所分析的，英国的文官制度确保了其政坛“上层建筑”——首相、内阁大员即便频繁更迭，其国家中层、基层的基本运作依然能够依靠事务官得以维持。

梅是否在下一盘“大棋”？

最后一个问题：保守党真的是山穷水尽，无人可用了吗？梅首相任命卫生大臣管外交，究竟是如坊间所嘲弄的“腐国无大将，医生打前锋”？还是说她又在“下一盘大棋”？

对此，笔者的看法是：首先，梅首相已经内忧外患、焦头烂额了，“围观群众”就别给她戴上一顶“下一盘大棋”这样的高级黑桂冠了。

其次，梅内阁确实存在一定用人短缺的问题。造成该现象的原因有多种，而在脱欧方针路线上的龃龉，是首当其冲的问题。

“极化”可能是近年来西方大国国内政治的一个普遍现象，并非英国所独有。譬如美国，这方面可能更严重。“极化”越强，就表明该国国内在越来越多的重大政治、经济、社会问题上，其精英、平民等不同层面对立度越来越高。那么这样就意味着，不管最后谁当选，新总统或新首相要想团结更多的人——不仅是自己的支持者，还包括（前）政敌、（前）竞争对手或者第三方，将比过去更加困难。这方面的困难，或许特朗普领教得比梅要深得多。美国资深外交官等群体，多次发起集体请愿、联名上书等活动，抵制为特朗普“出仕”。至少梅还没有或者至少少有碰到这样的情况吧。

总而言之，此次英国内阁的戏剧性去职、换职事件，既不是什么“一盘大棋”，但也不是英国行将败落的征兆。它只是英国政治缓慢衰朽的一段小插曲。同时，对正在紧锣密鼓进行中的脱欧事务而言，频繁的内阁更迭当然会增加英国方面的不确定性，而这不仅将影响未来的谈判效率，同时也或将拱手把更多筹码奉送到欧盟一方的手中。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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