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科学家” ？

◎[美]梅林达·鲍德温

1924年11月29号，是英国科学杂志《自然》周刊发刊55周年纪念日，《自然》杂志刊发了著名物理学家诺曼·R·康贝尔的一封致编者的信，在信中，康贝尔恳请《自然》杂志放弃采用“科学人（manofscience）”和“科学工作者（scientificworker）”的术语，转而采用“科学家（scientist）”这一词。

“人们对这个词持有偏见”，康贝尔在信中写道，人们发明这一词是因为“当时科学家们并没有形成自己的风格，人们指责他们的态度比较懒散，的确有些道理”。但是康贝尔辩称，关于“风格”的问题早已不是人们关注的焦点——现在的科学家已经得到了社会的认同和尊敬。康贝尔继续写道：“而且‘科学人’和‘科学工作者’已经完全过时，不能够适应当今社会的发展，‘科学工作者’一词复杂冗长，随着女性科学家的数量日益增长，‘科学人’一词则对女性科学从业者多有冒犯。”

现代读者也许会非常惊讶，在英国学者威廉·休厄尔第一次在文章中使用“科学家”这个词后一百多年还能看到关于这个词的讨论，但是正如康贝尔信中所说，长久以来，“科学家”一词在英语科学从业者中并不受欢迎，《自然》杂志并不是当时唯一一家官方拒绝采用“科学家”一词的科学机构。英国伦敦皇家学会、英国科学促进协会、英国皇家学会和剑桥大学出版社都拒绝采用“科学家”一词。

《自然》杂志并不仅仅是学术讨论的论坛；杂志的众多编辑、投稿人和读者也是争议的仲裁者，他们才是决定是否采用该词的权威人士。但是为什么会选择《自然》杂志呢？为什么康贝尔和他的同道都认为这家以营利为目的的普通科学周刊能够在是否采用“科学家”一词上具有决定性作用呢？

今天的读者都认为《自然》杂志或许是世界上最权威的科学杂志，世界各地的科学家（我们现在称他们为“科学家”）都会阅读它，并希望能够将自己的研究成果在该杂志上发表。《自然》杂志在科学发展的历史中刊发过众多著名文章，著名的科学家从查尔斯·达尔文到史蒂芬·霍金都在《自然》杂志上发表过他们的研究成果。但是对于“科学家”一词的讨论证明，《自然》杂志不仅仅是发表重要研究成果的载体，它还是一个论坛，在这个论坛上，众多的科学从业者可以讨论如何定义他们自己，以及自己在更为广泛的社会中的角色。

《铸造〈自然〉》这本书将对《自然》杂志从1869年创刊至今的历史进行探索。其焦点集中于《自然》杂志，原因在于，该杂志历史悠久，在科学界至关重要，但是我的目的并不是为《自然》杂志写一本圣徒传记。杂志创刊149年来，《自然》编辑和投稿人一直致力于诠释和重新定义杂志与科学界的关系，他们不仅利用杂志来促进自己的工作，提升自己的眼界，也提出了他们关于科学和科学从业者的看法。总的来说，《自然》杂志的地位之所以这么重要，不仅仅是因为它发表了众多著名论文，还因为在这个平台上，科学从业者努力诠释科学和科学家的定义。《自然》与自然科学发展的历史息息相关，联系紧密。《自然》杂志首次对中子做出描述，首次发布了板块构造学说的突破性发现，关于核聚变滴液模型的研究成果也在该周刊发布。

《自然》杂志建立之初，许多当今我们习以为常的科学实践都还没有出现。如果现代的读者拿起一本19世纪的《自然》杂志，那么他会对其中的内容非常熟悉——学术论文、书籍评论、致编者的信，以及众多的图片和图表。如果读者藏有1875年、1905年、1955年的《自然》杂志，那么他就会发现这些时期的科学界与我们现在所了解的科学界有着很大的区别。2015年，如果一名所谓专家的专长仅仅是建立在阅读其他研究者关于珊瑚礁和太阳现象的基础上，那么没有任何科学研究者愿意与他进行严肃的学术讨论——但是在19世纪，科学界对所谓的“门外汉”和“专家”的界限并不像今天那么清晰。同样地，如果没有经过业内同行的评审，即使再先进的实验室也不能发表其研究成果，否则他们就要遭到众多有关学术不公的指责和声讨——但是，1953年沃特森和克里克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描述DNA结构的论文，未经同行评议就得以发表，而且很少有人对它提出过异议。当时的观察家并没有意识到阿盖尔公爵或理查德·普罗克特这样的人不可能是真正的“科学人士”，或者所有《自然》的论文都应该在出版之前进行外部同行评议。我写本书的原因之一就在于《自然》杂志不是一本专注于单一学科的杂志，而是一个众多科学从业者们提出、讨论以及最终制定科学研究规范的平台。《自然》杂志的历史揭示了很多自然科学规则的发展史。同时也揭示了自然科学从业者如何看待他们在社会中的地位。

1869年，《自然》杂志创办于伦敦，当时的伦敦是一个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矛盾的完美结合体。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诸如查尔斯·达尔文、威廉·汤姆森等科学家的名字家喻户晓，那时很多达尔文和汤姆森的同龄人都对“科学人”的文化和地位深感忧虑（该词当时具有非常明显的性别倾向）。19世纪到20世纪，科学获得了极高的文化和社会地位，这一改变无疑是现代历史进程中最显著的发展之一。虽然《自然》杂志的编辑和投稿人们已经获得了维多利亚时期前辈们梦寐以求的社会地位，但是他们仍然持续不断地对科学在社会中的地位进行思考和写作。20世纪末，两位化学家声称他们在室内温度下可以制造核聚变，《自然》杂志的众多投稿人对其进行了严厉谴责，谴责他们过早发布科研成果以及危及民众对科学的信任。《自然》杂志的编辑员工、读者，以及投稿人都深知科学与政治、文化和社会秩序的紧密关系。

从事研究的科学家、科学记者，还有其他热爱科学的人士。为了避免时代造成的错误，在讨论历史性的争论时，虽然现代科学已经分出“胜负”，但是研究科学历史的专家倾向于采用中立态度。有时候，在谈论以往科学思想时，有可能看起来就像历史学家在批判现有的科学思想。或者在我们探索科学规则的本源时，看起来可能像我们在宣称当今科学界的很多科学事实都是虚假“伪造的”。对以往科学研究的不同方法进行描述并不是在批判当今的研究方法。对一场历史性的科学辩论的两种观点进行反思并不是对胜出的观点进行含蓄批判。但是如果要了解科学知识的发展进程，我们在描述历史的时候就不能假设现代科学的众多标准——例如合格“科学家”的要求，规范的发表程序，或者正确的实验技术——之所以成为标准是因为他们一经提出就被人们采纳了。我们同样不能假设在一场辩论中，一个观点获胜仅仅是因为它是正确的。解释清楚什么是正确的，在2015年并不是一件易事，更不要说在1869年了。研究科学的历史虽然极具挑战但是回报丰厚，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抛弃我们已经知道的事实，将熟悉的当作不熟悉的事情来对待，反之亦然。我们这样做，不是在抗拒现在，而是在尽可能地以清醒的头脑来看待历史。

《铸造〈自然〉:顶级科学杂志的演进历程》，[美]梅林达·鲍德温/著，黎雪清/译，重庆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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