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为自己的人生发声

□新时报记者 江丹

在今天的社交网络上，只要涉及女性议题，必然会引起轩然大波。在如何对待女性这件事上，社会并未达成一致。相较于过去一味地压抑、束缚女性，今天正确处理女性议题的方式没有标准答案，而且愈加敏感。英国小说家A·S·拜厄特的《巴别塔》被誉为女性追求独立的史诗级作品，或许我们从中可以找到一些关于女性议题的强力观点。

曾被压抑，但绝不沉默

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英国，是简·奥斯汀时代的英国。在那个距今久远的时空，简·奥斯汀创作了《傲慢与偏见》《理智与情感》《诺桑觉寺》等小说，至今依然被视为女性独立觉醒的代表作。

简·奥斯汀出生于1775年。彼时，小说在英国也不过刚刚流行了七八十年。简·奥斯汀一家都喜欢读书，他们还有一个大约藏书500本的图书馆。尽管知识的普及范围有限，但是在简·奥斯汀的时代，她和她的姐妹们并没有因为性别而被排除在知识之外。

简·奥斯汀写她所看到的、听说的女性的爱情和婚姻，不是因为她眼里的英国社会只有这些，而是因为在她的时代，这对女性来说，几乎是一生中唯一的选择。正如她在《傲慢与偏见》中写的那样，贝内特太太“毕生的成就是把自己的五个女儿成功地嫁出去”。

组建新家庭，对女性来说未必就是幸福的。婚礼上，父亲将女儿“交给”丈夫，意味着女儿的控制权发生交接转移，女儿是父亲的财产，妻子是丈夫的财产。除非签署婚姻财产协定，在那个时代，妻子不能合法拥有独立经济来源。也就是说，即便在法律的框架里，妻子也只是一种依附。

知识只是知识，它让女性也可以拿起笔参与到小说创作这种流行的艺术形式中来，却未能成为她们的臂膀，使之可以摆脱依附的属性，成为一个独立的人。所以，那个时代只有一个简·奥斯汀，而不是一群简·奥斯汀。

20世纪后半期的英国，是A·S·拜厄特时代的英国。与简·奥斯汀的那个时代相比，社会经济更加繁荣，但与女性相关的文明却未能一起前行。简·奥斯汀关于女性独立的困惑，到了拜厄特这里依然有。庆幸的是，知识不再只是一种装饰，而是真正开始发挥作用。拜厄特在她的小说《巴别塔》里，写的是社会对女性的偏见、家庭对女性的束缚，而女性又是如何通过知识和法律，去争取自己的生活，被印刷在书封上的那句话或许可以作为一种对女性的鼓励：“我要全世界都听见我的声音，我曾被压抑，但绝不沉默。”婚姻在变，公众期望在变

《巴别塔》的主线之一是弗雷德丽卡如何走进家庭，又如何走出家庭。在剑桥大学取得一等学位的弗雷德丽卡在与奈杰尔交往3年后，决定步入婚姻。弗雷德丽卡在学校时是一个活跃的优秀学生，也自认为是一名知识分子，并打算继续深造，读一个博士学位。她以为奈杰尔懂她且尊重她，两人交往时，对方也常说因为她的独立自主而仰慕她。

当弗雷德丽卡的身份变成“妻子”和“母亲”后，丈夫奈杰尔对她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尽管家庭富庶，日常家务皆由女佣打理，但弗雷德丽卡依然被要求老老实实待在家里，那是她唯一理所当然的处所，不能出去读书，不能出去工作，甚至不能出去见朋友。在奈杰尔眼里，“待在家里就是女人应该做的”。

家里的大门隔绝了两个世界，丈夫在门外逍遥遨游，但是弗雷德丽卡被要求待在门内，只因为她是一名妻子和母亲。在这两个身份之外，没有人在意弗雷德丽卡去读博士学位的远大理想。

终于有一天，弗雷德丽卡带着儿子利奥离家出走。她是一名知识分子，决定以知识分子的方式处理她的婚姻，她找到律师，希望借助法律的力量重获自由。在法庭上的那一段情节，几乎堪称女性争取独立的经典。小说的背景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一位接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女性在法庭上，阐述她对婚姻、家庭的思考，表达她对独立的认识和渴望。

在这个庭审的过程里，代表丈夫奈杰尔的律师劳伦斯·昂斯的提问，几乎就是那个时代社会对女性的偏见，它们甚至在当下社会依然存在。“……劳伦斯·昂斯和弗雷德丽卡之间无声无息地开始了一场性别的交锋——两人四目相交，投射的是各自的性别智慧。他在暗示什

么，他慧黠的嘴唇起了一丝扭拧，他圆硕的脑袋似乎准备好要用怎样的观点来开火，他洞悉了弗雷德丽卡，而弗雷德丽卡亦然。”

昂斯暗讽弗雷德丽卡离婚是因为丈夫无法分享她作为知识分子的品位，暗讽她认识很多男人是因为身处剑桥女大学生独享特权的环境，暗讽她所阅读的莎士比亚、乔叟和威尔默特也不乏低俗和下流。弗雷德丽卡一 一纠正，用她惯常的知识话语。

尽管只是虚拟小说里的一个情节，但其中法官结案陈词里的内容对今天的我们依然有启发意义。我们会从中发现，又过去了五六十年，但我们对女性问题的认识并没有比以前更加清晰和深刻。拜厄特借助法官之口写下那段话：“我们这些老人必须谨记：婚姻在变，社会风俗在变，公众期望在变。……社会倡导女性提升技能、提高期望，但我们此刻的社会并无法配合比以往更加进取的女性，也无法满足女性不断调高的期望，尤其成为妻子和母亲这种所谓的‘完整人生’，不再符合高学历女性的自我期许。而其他一般程度的女性，面临自我意识与现实生活中无法相容这种难题，在处理的时候可能会更加耐心、温顺、灵活。”女性声音里有勇敢也有偏激近几天，社交网络上关于女性的话题不断。无论被视为女性独立的代表Papi酱选择孩子随父姓，还是周扬青与罗志祥的爱情八卦，以及各种各样的姐姐如何“乘风破浪”，这些事件无一不起风潮，人人都在追求着心中关于女性该如何自处的正确答案，却忽视了性别的隔阂会在不断地强调中愈加难以消弭。

“弗雷德丽卡听到了自己的声音，那绝不仅仅是她自己的声音，那是一个安静的年轻女子，在为人生发声、宣示、嗟叹，她发出的是所有有知识的女性早该发出的声音。”拜厄特在小说《巴别塔》里如是赞美弗雷德丽卡的勇气，她当时或许不会想到，今天的声音里不仅有勇敢，还有各种偏激的嘈杂。

小说人物弗雷德丽卡应该也是拜厄特的一种自我投射。20世纪50年代，拜厄特先后就读于剑桥大学和牛津大学，原本她有机会取得博士学位，但最终为了婚姻放弃学业。她曾担任老师，进行文学创作，就跟从家庭出走的弗雷德丽卡一样。在拜厄特的年代，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的女性依然属于少数人，无论是在英国还是全世界。对整个社会而言，她们的女性观点是先锋前卫的。

可怕的是，今天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越来越多，女性涉及的职场领域也越来越广泛，对社会公共事件的参与度也越来越高，但其中的一些女性观点却在激进中快速地倒退。就像《巴别塔》小说中法官在结案陈词里说的那样：“据我观察，越是受过较高程度教育的妇女，越是会在许多方面严苛地对待男性和其他女性。”严苛本身不是错误，不恰当的是女性维护自己权益的方式。细看如今社交网络上女性话题的评论，会发现很多知识女性已经放弃了知识本身所给一个人应有的体面和理性，任凭情绪失控，将一场又一场辩论变为刻薄的互相谩骂。

这一切，或许都是写《巴别塔》时的拜厄特所始料未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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