汗青堂五年：相信好书会说话

原创 亢姿爽 出版人杂志

如果不是恰逢汗青堂五年做出五十本书的契机，主编张鹏是不愿意接受采访的。2015年成立的汗青堂作为后浪旗下最知名的历史子品牌，出版了《十二幅地图中的世界史》《海洋与文明》《罗马元老院与人民》等销量与口碑俱佳的图书，获得市场和读者的广泛认可。然而汗青堂至今却连logo都没有设计，他们唯一仰仗的是书的品质。对“社恐”的编辑而言，他们相信好书会自己说话，埋头书稿才是正道。编辑能不能接受采访？主编说，“太难了，给我点时间，我去游说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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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刚刚硕士毕业的张鹏加入后浪，在此之前他在后浪实习过几个月。虽然团队才十几个人，但对后浪的价值观和选题方向张鹏是认可的，带着“相信我能做好书”的抱负，他决定留下来。在之后的六年时间里，后浪在最初“大学堂”这条产品母线的基础上，开始了快速裂变。他所在的人文社科编辑部于2016年分化出历史编辑部，一手打造出汗青堂这个品牌。

彼时后浪内部的大学堂书系中也在做历史书，但都是单本精彩，未成体系。后浪电影编辑部产品线品牌化的成功给予了历史编辑部极大的鼓舞，他们意识到是时候打造一个历史品牌，捏成一个拳头发力了，而市场上涌现出的其他优秀社科品牌也坚定了他们品牌化的决心。但是到底要做什么样的历史书才能被市场接受呢？

往前倒四十年，世界史类的图书就有人在做，但是市场上的这类图书学术性太强，大多都是人文社科的传统大社在做。这些传统大社与高校的老师联系紧密，在选题和出版意向上也颇受影响。大多是国内外历史研究的前沿，受众基本是这一领域的学者，对于大众读者并不友好。张鹏和团队观察到了既有出版物与大众需求之间的鸿沟，他们希望照顾到广大对世界史感兴趣的普通读者，为他们提供有一定深度也可做入门的历史书籍，汗青堂的选题方向就这样定下了。

对张鹏而言，汗青堂的选题方向与他自己的读书经历有很大的关系。在他出生的三四线小城里，当时诸如三联、商务出版的文化标杆的书籍是很难见到的，但有一个天然的中国古典文化的市场，导致他从小便对中国传统文化非常痴迷。但随着进入中学时代，困惑的东西越来越多，“你会发现在传统文化的书籍里找不到答案，连思考的方向也没有。”他读世界史，看完了五本一辑的《世界五千年》，读完之后想再往上读，发现不是无书可读，但实在是艰深难懂。“汗青堂最大的愿景是假如一个孩子上到初高中，对世界史的相关事件感兴趣，他能够在汗青堂找到相应的书，有所获益。”对张鹏而言，“填补鸿沟”是汗青堂成立的初心和重要任务，其他的事情都是小事。比如“汗青堂”这个名字，简单取自有史书之意的“汗青”和“大学堂”中的“堂”，一脉相承，听起来也挺响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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汗青堂五年所出版的五十本书，古今中外无所不包。但这些选题看起来有些杂乱无章、不成体系，张鹏说，“那是因为目前出版的书还不够多”。在汗青堂内部，这个框架已然十分明确，即在以东亚史和西方史为主的两条主干上开枝散叶。他非历史系出身的短板恰恰成为他做选题的一个优势，能够不代入既定的经验和偏好，理性地根据读者的需求进行判断。张鹏了解大众的认知水平，大多数读者接受历史教育的终点是高中。他便首先根据初、高中的历史课本框架寻找优秀的历史著作，这就使受众在既有的历史知识基础上更进一步，完美契合了汗青堂”填补鸿沟“的愿景。之后只要汗青堂这个品牌能够一直做下去，自然也会突破这个框架，填补我们所知的世界史与真正的世界史之间的鸿沟。

汗青堂编号001的是著名历史学家周策纵先生的代表作《五四运动史》，这是一部研究五四运动、了解近代中国难以逾越的一部经典著作。有趣的是这本书的出版时间晚于编号002的《丝绸之路新史》。对于汗青堂而言，一本书的出版周期是很难确定的，有时先启动出版，却被后来者居上。在汗青堂系列的初期，选题的密度不大，编号是一开始就定好的，不像现在，常常在编辑部出现腥风血雨的“编号之争”。不可控的因素有很多，有些书眼看就要下厂了，却迟迟未动，而运气好的会突然全部敲定，一下子冲在前面。对编辑而言，抢编号似乎是种玄学，被某种神秘的力量把控着。

尽管前几部书口碑不错，但真正让汗青堂在市场上打响旗号的是入围第12届文津奖的《十二幅地图中的世界史》，它用12张地图，推开了世界史的大门，讲述历史发生变革中的关键节点，以及人类的认知半径是如何一步步拓展开来的。也是从这本书开始，汗青堂坚定了走品牌化路线的决心。“我们最初做汗青堂是不那么有自信的，做出版这些年，我最大的体验就是什么都不好说。”紧接着《BBC世界史》《海洋与文明》相隔半年上市，且都有出圈的迹象，汗青堂开始作为一个独立的品牌有了一定的认知度。

问张鹏有什么样心态上的变化吗？他说没有。问他其中遇到过什么困难吗？他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不足为外人道也。他的口头禅几乎围绕着“再多花里胡哨的东西，不如实打实的好书来的掷地有声”这个主体循环。他一讲起书来，就变成彻头彻尾的书迷，滔滔不绝《无敌舰队》的作者构思是如何地精巧、人物与人物、事件与事件是如何如齿轮般咬合，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棉花帝国》和《被统治的艺术》又是如何完美实现了“小与大”的统一，来阐释传统的命题。当他回归为编辑，他躲到了书的背后，不愿意抛头露面，他知道好书会自己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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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恰是因为主编是一个低调务实的人，才吸引了一群同样秉性的编辑们。汗青堂做第一本书时只有四、五个人，现在已然翻了一番。招人是让张鹏非常头疼的事情，从汗青堂成立以来，为了招人他笔试面试了上百号人，“我们招世界古代史的编辑，全国一年这个专业毕业的硕士可能只有几十人，而且我的招聘信息不一定传递得到，人家也不一定想做出版。”即使缺人，他仍劝退了不少激情满满的求职者，一方面是汗青堂技能要求高，外语、耐性、专业都要好。另一方面，对于那些渴望在短期内有高回报的求职者，张鹏自认在出版业是难以获得满足的，“做书是一个长周期的事情，也并不是所有书都会被大众接受”。现有的汗青堂的编辑队伍，大多数都毕业于全国历史类前十的高校。“北大的有三四个、北师大、首师大、南大、国外读硕士的都有。我们招人其实没有学历的门槛，但是技能和专业的高要求自然而然地留下了高学历的人才”。尽管名校毕业的光环加持，汗青堂的编辑们却坚持深埋书稿、藏身书后，些微“社恐”。当记者询问张鹏能否与编辑们聊一聊，他花了两天的时间找了两位编辑后开玩笑地负气直呼：“你知道找健谈的有多难吗？”

2018年9月加入汗青堂的姚涵之被张鹏认证为“汗青堂难得一见的外向活泼的编辑”，她讲述编辑部的日常时惟妙惟肖，“我们日常丢书，你的手机扔在桌子上，什么东西扔在桌子上都不会找不到，就是天天找书。样书去哪了？原书去哪儿了？怎么就剩一本了？”三连问带着无奈、不解和歇斯底里，画面感十足。对于汗青堂这个团队，她很认可，“大家都是耐得住寂寞、安静内向的人。大部分时间各做各的，但熟起来相处得都很好”，临了，逗趣地补了一句“只是熟悉的过程比较漫长。”

姚涵之的专业是英国史，本科就读于北京师范大学，本打算毕业后跻身教师队伍，最终却选择了读研。在硕士阶段，她意识到世界史这边的很多重要作品都没有被翻译过来，而这些书常常是该领域的学生绕不开的著作，对大众了解全面的历史也很有意义。读研也让她意识到她再难回归教师行业了，“学历史久了，你会发现历史当中很多非常有趣的细节和更广阔的的领域，而这些在传统的历史教学中被框架化之后进行了提炼，失去了它原本丰富的样子。”学生时代的姚涵之是班里学习世界史专业那一小撮人之一，大部分学生选择的还是中国古代史和中国近现代史方向，她想很多人不想学世界史的重要原因在于早期接触不到比较有趣的世界史书籍。“如果今后有意思的世界史图书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的人、包括历史系的学生去看这些书，那今后他们选择自己的研究门类时，可能会考虑学世界史，这对于世界史学科的发展也有一定益处。”于是她和汗青堂进行了双向选择。

然而近两年过去了，姚涵之策划编辑的第一本书仍未出版，在第一本书退回排版的空档，她又着手了其他两本书。汗青堂出书速度慢的原因在于对图书质量的高要求，一本大部头历史著作从翻译到出版持续近两年的时间是常态。编辑除了要对着原稿和译稿通读校对，还要面临诸多不可控因素，姚涵之之前接手了一个编辑离职后留下的编校完成的书稿，要走下厂的流程，“看着它出蓝纸、出装前样达到接近成品的状态，当时就觉得fantastic！”这种成就感点燃了她，当她自己的第一本书从电子稿排版打印成纸稿时，她激动地说，“它终于有了书的感觉，而不是一个word文档，虽然只是一摞纸，尚未装订，但终于看到了书的雏形。”

拿到书稿的快乐，编辑林立扬感同身受。作为在后浪做书8年的成熟编辑，她仍觉得拿到样书是最有成就感的时刻，“这是一个标志，象征着你做这本书的经历有了一个完结”。见证了汗青堂从无到有，从编号001到050，她的心态日渐佛系，不再如初入行业时那般年轻气盛，想要做出有惊天动地效果的书，她坚持做历史编辑的原因除了这是一份专业对口的工作之外，更多是希望传播更多元的历史和史观。从《五四运动史》到《东大爸爸写给我的日本史》再到《北京的城门城墙》，历史不再是单纯的大事年表和事件意义，不是死记硬背或者讲故事，她正在努力打破这样的刻板印象。“汗青堂要呈现不一样的历史给读者，让读者在看过之后，运用一些史观和历史分析方法自己去分析历史和当下的事件，而不是人云亦云。”

林立扬或许代表了汗青堂团队编辑们的一种状态，那是一种对自我职业定位的清晰认知。她选择成为历史类编辑是对出于对自我认同，远比社会认同更为重要。这让她甘愿承担了做书这件事应承担的困难，从不抱怨。在做书过程中，她时刻牢记切勿投射过多的自我意识而影响书稿本身的编辑工作，一本书下厂之后，便开始着手下一本。她始终坚持编辑在书上市的那一刻就该转为幕后，不应站到台前替书讲话，影响读者做判断。“你的书的装帧、译文、版式、各种精巧的心思都会被有心的读者发现，不要投射自我感动高估自己，低估读者”。对汗青堂的编辑而言，他们甘心于此，更多的是对书的品质的自信，若是硬要让他们站到书的前面，即使是外向的编辑，他们可能还会谎称“社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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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于编辑可以安心专注于书稿，主编张鹏常常要主动营业，去年直播带书刚火，他带头给编辑们打过样，但并未起什么效果，编辑们不愿上场，他也不强求。在姚涵之眼中，主编风风火火，在单位办公如果张鹏没有在QQ上回复，只需要倒数五个数他就会出现在身后。张鹏的工作时间几乎等同于醒着的时间，他最近在线上面试招编辑。让他情绪起伏颇大的是面试的一位文科博士生，因为不愿去地方小院校做不相关专业的教学工作转而来面试做社科编辑，周围人都无法理解，但张鹏明白，他面试过许多优秀的高材生，但整个社会对文科无用的嘲讽不绝于耳，很多文科生其实面对现实时没有多少选择。“我们只是想做一些我们最不讨厌的事情，为什么这么难？”他情绪异常激动地说道，“如果真的说做汗青堂有哪一点值得我骄傲的，那就是通过努力做这个品牌，让一些真正热爱历史想做历史书的毕业生多一个还不错的选择。”他时常感喟汗青堂的幸运，如果没有被市场认可，许多编辑可能走向完全不同的命运轨迹。

五年出版五十本书，编辑们一如既往，而读者的画像却愈发丰富。张鹏说，“放在十年前，做这么多历史书很难想象有这么多的读者愿意读”。凭借着让更多的人“开眼看世界”的使命感和五十本书，连品牌logo都没有的汗青堂一步步在市场中建立了属于自己的品牌认知，回溯到源头，由一群近乎“社恐”的编辑组成的汗青堂底色简单清晰，“我们相信，好书自己会说话。”

END

原标题：《汗青堂五年：相信好书会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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