滕州：不可忽视的古薛文化（上） □朱绪龙 渠志冰

谈到“薛”字，不少外地人会认为“薛”字的发源地是现在的薛城区，其实，这是一种历史的误会。现在的薛城区，原来是“临城”之地，电影与电视连续剧《铁道游击队》中，都是如此称呼那块地方，建国初期的50年代，因避免与外地一个也叫“临城”的火车站重名，才改称“薛城”。此前，一提薛城，便是指宫殿所在地的以滕州市张汪镇皇殿岗为中心、延至官桥镇、柴胡店镇境内的城墙内的这一片区域而言。这里是薛国故城所在，辖有薛河、郭河中下游，跨越南部、东南、西南滕州半壁江山，一度抵临城（现名薛城）所属的北部、东北部，直达微山湖滨。从大禹时期任氏奚仲及其后裔仲虺居薛，到战国时田氏齐国先后封靖郭君田婴、孟尝君田文父子于薛，历经夏商周、春秋战国三千多年，甚至秦汉，世系可寻，国（邑、州）名未断，源远流长，历史悠久。如果我们拿薛与滕州境内的滕、小邾古国相比，就会发现：滕，传最早为黄帝第十子封滕，建封期限虽可与薛相比，都城也在滕州境内，但到了战国时期，“滕，小国也，绝长补短五十里”，以现在的滕城为中心，居于城西一隅；北部、东部大部分虽为邾国占据，东南一角为小邾领有。而且小邾从公元前8世纪邾颜其子邾友得封，到公元前3世纪灭亡，存国仅四五百年，历史短于滕，更短于薛。如果说，滕国以其滕文公听从孟子劝说实行“仁政”尚能闻于世，那么，小邾，则因其国小势弱，除了在《左传》中留下为大国挟持的记载外，别无其他影响和建树。而薛，不仅是滕州境内当时版图最大、存在历史最长的国(邑)，而且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一直在滕州境内，其历史地位，特别是是对滕州历史发展的影响，是可以想见，并且是有据可查的。

其一，技术领先的经济区域

其二，开放变通的人文理念

古薛地区，薛河流经东西，东部山区丘陵，中部沃野平原，西部湿地湖滨(今之张汪者，实则古之大湿地或鱼米之乡的意思)。多样化的地理环境，为较早入驻这一地区的滕州先民，提供了可采、可种、可猎、可捕的多样化的开发、生存的条件。目前，从已发现的先秦遗址中，就涵盖了旧石器晚期细石器文化；新石器时期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岳石文化、商周文化等。在面积不大的范围内，集中了如此齐全的文化遗址，在全国来说也实属罕见。从众多出土的石器、陶器、骨器、角器、兽骨，水生物残骸和粟谷炭化遗物中，反映了早自七千年前、晚到自四五千年前，古薛地区就有了较为活跃的渔猎和农耕经济，延至商周春秋，特别是战国时期，呈现出蓬勃发展、经济富裕的态势，靖郭君田婴“将城薛”和孟尝君田文“食客数千人”这两个事实，就透露其端倪。当然，这一切是建立在先进技术之上的。

诸如奚仲或仲虺造车，不论是木质还是铜质的，都可称得上是那个时代的尖端技术，是技术水平高度发达的标志，必然会拉动冶炼、设计、加工、制作、建造等各种技术的发展，也说明现代交通的先驱，最早行驶在滕州的道路上；许多现代技术的萌芽，较早的扎根在滕州大地上。早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郭沫若先生就在他的《中国史稿》中介绍了在薛国故城皇殿岗附近发现的战国至汉代的冶炼炉遗址，不久前当地农民在耕锄时尚或捡到范具、炉渣和砖瓦碎片。地下出土更为丰富。仅从北辛遗址中出土的石器和骨、角制作的铲刀锄镰以及磨盘、磨棒、磨饼等就说明，早在七千年前，滕州先民就已经创造了较为完备的耕耘、播种、收割、脱粒等系列化的工具。前掌大商代贵族墓葬中，青铜器中盛满的酒水，刚出土时尚有酒味，说明当时的酿造和贮存技术已经相当高超；还有大量的铜器、玉器，造型之美观，铭文之规范，工艺之精细，直可与中原出土的同期同类比肩，有的还略胜一筹。而故城遗址的发掘，从城池的形制、功能区的布局，夯土层的坚硬度等看，也不亚于同期中原古城。

往事跨越两千年。从今天张汪、官桥、柴胡店，和近邻的羊庄，西岗、鲍沟等乡镇的科学养殖、兴厂起矿、运输繁忙等蓬勃发展的情景，仿佛还可以想见薛国（邑）先民们打磨修造、追围捕捞、耕锄采收的繁忙身影。

古薛经历了氏族社会、任姓薛、田姓薛发展三个阶段，历经夏商周、春秋战国几个历史时期，不同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丰厚的历史积淀，加之周边楚宋之风、鲁魏之俗的浸染与影响，形成了多元文化的特点，其中齐文化对薛国（邑）影响至大。

齐国是东方大国，孟尝君的母国。它远离周天子的影响，“东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今临朐），北至于无棣”，战国时又有拓展。桓公用管仲为相，实行改革，士、农、工、商、兵各安其业，一跃成为春秋“五霸”之主。威王以邹忌相国，鼓励谏言，广开言路，形成了“诸侯进谏，门庭若市”的局面，成为“战国七雄”之一的强国；齐宣王又进一步发展，在首都临淄设立名为“稷下学宫”的“国际学术机构”，吸引和邀聘各国儒、墨、法、道、兵、纵横、阴阳等学派专家学者前来开科讲学、研讨辩论，一时成为“百家争鸣”的中心。在这种背景下先后入薛为君的田氏父子，尤其是孟尝君田文，必然会带来齐国的优良传统，在薛地形成开放变通的人文理念。这就是——

招贤纳士，各尽其能：战国时代，各国养士成风。孟尝君与其他三“君”，即赵国平原君、魏国信陵君、楚国春申君相比，尤为出名。士者，多指有文化有才能的人士。对愿投靠的士人，“孟尝君客无所择”，“皆舍业厚遇之”，“善遇之”，“以故倾天下之士，食客数千人”。当然，儒家也提倡“举贤受能”，但强调君臣士庶不得“僭越”，鼓吹“上智下愚”的陈腐观念，往往会把来自下层的人才拒之门外。而孟尝君待士，“无贵贱一与（田）文等”：有鱼同吃，有酒同饮，有车同乘，并特为修造了“养士楼”；同时明察暗访，派人救济士之家老弱病残者，以解其后顾之忧，冯谖的厚遇可见一斑。同时，孟尝君用士不计人短，用其所长：不因人微而废言，不以计（技）小而弃之，从谏如流；孟尝君能逢凶化吉，靠所谓“鸡鸣狗盗”此类为儒家正统所不齿的所谓“雕虫小技”，而甩掉秦兵围追堵截，继而赢得了强薛相齐的机遇即为一例。由此看来，孟尝君的养士态度和用人观，与儒家相比不能不说是个进步，至少高明得多。

搞活财政，义利统一：齐国负山面海，赖有鱼盐之利；首都临淄商贾云集，货币流通，信贷发达，自古经济思想活跃。孟尝君受其母国影响，变通财政政策，治薛其间，一直发行“国贷”。其动机，不论是孟尝君声言是因为“邑入不足以养奉客”，为聚敛钱财；还是冯谖宣传的“孟尝君所以贷钱者，为民之无者以为本业也”，提供“扶贫”“就业”的本钱，都不失为一项搞活财政、“利国利民”的政策。这里主要是如何理解和处理“义”与“利”的关系问题。是提倡“舍利取义”，还是批判“趋利忘义”，儒墨两家都把“义”与“利”对立起来，而我们从薛国（邑）的历史中，读到的却是把二者统一起来的故事。冯谖焚券弃利，孟尝君初为不快，当理解此为“可彰君之善”后，孟尝君对冯谖“拊手而谢之”，入薛，“民扶老携幼以迎之”。还有，魏子把“邑入”借给一位贤者，“孟尝君怒而退魏子”；当齐湣王怀疑孟尝君欲作乱时，那位贤者“遂自刭宫门以明孟尝君”清白，孟尝君才免于罹难，薛国（邑）得以保存。“焚券市义”和“魏子借贤”这些生动的故事之所以流传，主要是因为它们表现了孟尝君从安邦治国的高度和长远的观点，把“义”和“利”的关系统一了起来，并践行之，这也是在他执政期间薛国（邑）一度呈现兴盛，人们称赞他“养士爱民”的重要原因。

审时度势，灵活外交：战国时期，大国争霸，弱肉强食，小国往往首先沦为被蹂躏、宰割的对象。作为小国之君，田文当然不会坐以待毙。他针对当时的形势，利用大国之间的利害矛盾，采取灵活变通的外交方针。首先他本人频繁地来往各国之间，从事卓有成效的外交活动。同时，敞开国门，既放行像毛遂那样勇于自荐的名士留用他国，“不辱使命”；又吸纳天下之士来薛国（邑)参政议政。这些出出进进的人士，不仅架起与他国友好的桥梁，更重要的是成为薛国（邑）内政外交的“策士”。如何处理与秦、齐两国的关系，是那个时代外交关系的关键。孟尝君由“怨秦”到“合于秦”以弱楚而挟韩魏，由“相齐”离齐，到用秦“复相齐”，继而由弱齐到“中立于诸侯”等一系列外交行为，就是采纳了纵横家苏代和名士冯谖的建议。

或许人们对孟尝君“西合秦赵，与燕共伐破齐”，责其“不义”。不少历史学家以为这是污蔑不实之词。著名学者梁玉绳先生就指出：“孟尝君号为贤公子，岂有召虎狼之秦返兵内向、屠灭宗邦哉？此必因孟尝有奔魏事，遂构为之言。”退一步说真有其事，当政权更迭之时，失势者，借助外力夺回政权，古今中外历史也不乏其例。对孟尝君来说，也是为保全薛国（邑）不得已而为之，破齐后他并未篡齐位，而是回薛中立即为明证。所以梁玉绳又说：“齐之破，在燕召复仇，与孟尝何涉？——‘孟尝君篡臣\’，殆当时恶孟尝者造为斯语而传之欤！”不论怎么说，原为处在大国夹缝中的齐国的一小块封邑，最后争得与齐国同等的地位，而且晚于滕、邾、小邾等众多小国而亡，不能不归功于孟尝君审时度势、灵活变通的外交活动。

马克思说，一个国家统治者的思想，就是这个国家的思想。孟尝君上述三个方面的治国理念和实践，必然会左右薛国（邑）的价值取向，从而形成一种具有开放性和变通色彩的人文精神和社会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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