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晓澜
金秋九月下旬,著名作家尤凤伟在青岛病逝。有文称,他的去世是青岛文坛的失重。可在我看来,以长中短篇小说全方位出击、给文坛留下五百余万字小说的尤凤伟,直到年近八十的生命最后岁月,仍在关注现实、书写时代、笔耕不辍,可谓中国作家活到老、学到老、写到老的典范,又岂止是青岛一地文坛的失重?
作为上世纪80年代即蜚声文坛的“文学鲁军”的一位实力派作家,尤凤伟有着长达四十多年的创作生涯:1978—1988年为早期阶段,其作品基本都可以装进“反思文学”这个筐,代表作《清水衙门》开新时期文学反腐题材之先河,中篇《诺言》应是国内最早重新审视土改运动的作品,其意义不容置疑。第二个阶段为1988—1998年,他的创作开始回归文学之本,创作出颇受好评的石门系列(《石门夜话》《石门呓语》《石门绝唱》)和抗战系列(《生命通道》《五月乡战》《生存》与两个短篇)。第三个阶段是1999年至2008年,潜心于创作长篇小说,先后出版了《中国1957》《泥鳅》《色》《衣钵》等。在长篇《衣钵》2008年问世之后至2021年,为尤凤伟晚期创作阶段。在此阶段,他的创作以“面向现实,背靠文坛”的“另类”姿态,全身心回归到中短篇小说的创作中,开启了晚年中短篇小说的井喷盛景,创作了以《金山寺》《中山装》《命悬一丝》等大量关照现实、批判现实、聚焦时代症候、关注民生热点、书写底层苦难、勘探人性幽深而广获好评的佳作。他的小说既有历史的纵深感,也有烛照当下的现实感;既有忧患的苦难意识,也有深切的悲悯情怀;既有现实关怀,更有勇气担当!
有人说,对一个人的怀念,就是重温。那么,对一个作家的怀念,其最好的方式,就是重温他的作品。
尤凤伟的短篇小说长于在历史与现实间穿梭,但归根结底还是指向当下现实。
《高岗》中的李通顺上高岗眺望,只为侦察哪家办酒席,不仅混吃混喝还可伺机作案偷盗东西。可他没能再通顺。同村的本家李顺和跟踪而来,发现了李通顺的秘密,不仅要求入伙而且要平分。一方委曲求全,一方步步紧逼,最后,李通顺在退无可退的危急时刻,狠下心将李顺和推下悬崖。小说通篇以人物对话之下的人性欲望和自保而生的杀机构成小说的主体,从而发出害人就是害己的劝喻。
《画像》中的“我”既陪老友去取多年前的画像,又在取画像的过程中为世风画像:文坛、书坛乱相和子女的不孝,皆因一个利字:“人类好不容易从丛林中走出,难不成又要重回丛林之中,重过茹毛饮血的日子?这是我们当今最大的忧患啊,奈何”?
《选举日》里的老钟在居委会选举日这天,带上前日买的无疗效的假药到药店维权。因不能提供发票(当时忘记要),不但没讨到说法,反而惹了一肚子气,只好自认倒霉败下阵来。可一帮在小公园打牌的老哥们,一听他的遭遇,忿忿不平,立马丢下牌,自愿帮他作人证。一行人赶到药店,可老板娘不仅“舌战群儒”,还以报警化解了危机。因老板娘派出所有熟人,群体维权被定性为聚众闹事并追究赌博之责。后来,还是居委会梁主任电话催老钟去参加选举,之后,梁还和方脸警察齐所长通话,其间,又是人际关系的展示,这帮老人才从被扣中解救出来去行使自己选举的权利。此作虽精短却于幽默风趣中,直抵现实的弊端。语言鲜活且颇有生活气息,还贡献出梁主任电话拉选票的“拜票电话”一词,足见老作家与时俱进的写作姿态。
关注被拐卖儿童命运的《晚霞》,发表于《北京文学》2020年5月号,应该是尤凤伟创作生涯的最后一篇小说。它的切入点不是书写某一个被拐卖儿童的不幸,而是以养父庄德民,在成绩优秀的儿子庄杰明年即将考大学为节点,因无法供给每年几万元的学费,况且将来还要为儿子成家立业,从而,动了将儿子还回亲生父母家的念头,并由大姐家开始了寻找庄杰原父母的历程。贫穷,竟使一个父亲不得不违背初衷,冒着失去儿子和认罪伏法的风险,走出艰难的一步,这里面有对养子深深的爱,也有对生存的无奈。小说还巧妙地通过德民的寻访足迹,连带描述出与儿子被拐卖有关三户农家的状况。当德民寻访断线,恰值儿子电话的关怀,让德民心生温暖,决定即使砸锅卖铁也要让儿子有个好前途。德民的决心也感染了大姐夫和永善,他们也决定要帮一把。小说结局,小雨停歇的夜色中,西天冒出一缕暗红色的晚霞。这晚霞不仅是庄德民人生晚景的亮光和动力,无疑还是一种人性美好、善良传递的象征。
尤凤伟的中篇于深厚沉重中总给人以希望的亮色,旨在“推进人类的进步”。
《验明正身》写的并不是通常所见的死刑犯死刑前的验明正身,而是审讯时对嫌犯的验明正身。小说以市局宣传处副处长汪一明,调任刑侦支队副支队长开篇,一上任即接手了一桩贩毒案,审理小龙这个对自己的身世、名字、年龄一无所知的黑户流浪儿。有责任感的汪一明随着案情的深入,竟发现还有不少黑孩儿,到处流浪,或打工,或采用不正当手段谋生,令人触目惊心。小说瞄准并关注上个世纪70年代计生政策变革后,导致黑户流浪人群这一边缘群体,步入当下现实之生存状态。小说不仅书写特定历史遗留问题与当下现实的纠结,而且,还以悲悯之心,拷问人性,呼唤良知的回归。
《命悬一丝》中的法官汤建出于职业良知和对生命的怜悯,竭力与嫌犯沟通,寻找对当事人有利、能改判为死缓救他一命的事由。“庄案不复杂,庄在商场的下行扶梯上,居高临下发现被害人的敞口包里有一个钱包,遂起邪念,行窃,生手不熟练,让被害人发觉,惊慌中一脚踏空,顺扶梯滚下,造成颅骨受伤,抢救无效死亡”。汤建按嫌犯提供当年曾救过人,虽不能抵罪,但被救人一家有钱,可代为赔偿,以获得受害人一方的谅解,从而,嫌犯的命悬一丝方能有转机。千辛万苦联系到被救人一方,对方核实后,答应还情代为赔偿,但没想到的是,出资人却附有条件,要汤建接手同事的一高官案子做出承诺放一马、从轻量刑。面对交易,汤建选择放弃而另辟蹊径,或让庄小伟打上诉,或换律师。汤建找曾受惠于自己的郑律师道出原委,对方愿出马,一经与受害方沟通,出现转机,受害方兄妹因遗产发生内讧,妹妹欲打官司,愿出具谅解书,但也有个条件保证其官司胜诉。汤建和郑律师商议,面对能救庄小伟先后出现的两次“绑架”要挟,找民庭小马了解,已有类似案件的胜诉,遂决定选择后者。案件一波三折,好事多磨,终朝有利方向发展。小说中的“案中案”令人震惊而深思。
《水墨》写未成名的画家坧泉替补参加笔会回来,所晒的画被偷了五幅而引发的故事。他没当回事,可学生和家人却报了案。他本想撤案,却因为启动了程序而不能中止,哪怕他想把画值定低一点也不行。按程序走,他的画得鉴定机构说了算。他身价越高,偷画人小区物业老邱判刑越重。关键是老邱一家连遭不幸。他甘愿放弃出名的机会,想为老邱开脱,但已不是他可以力转的。因为,坧泉被北京来的刘院长慧眼识为千里马,画协不仅要为他举办画展,还要大力宣传、捧出他这颗新星。于是,他陷入人情和法理的两难矛盾纠结之中。他身为律师学生的卜莲,最终找到了双赢解决办法,以钱补偿老邱一家。小说另一条线,争夺激烈的画协主席人选,被要到点的文联马主席取而代之,尘埃落定,却是从外面引进的人才。反常、吊诡、荒诞,更深刻触及并针贬现实,也拷问良心和人性。
《中山装》借家史“丑闻”而问诘现实。主人公孟军既是商界巨子,也是高干之后,受邀回家乡捐赠父亲生前遗物。这是小说的主线。因父亲曾是身经百战的将军,也是身居高位的高干。这让孟军享受到高规格的礼遇,可捐赠会因故屡屡延期。期间,上演了地方经济、政治以及各色人等之戏码,介于官场、商场与情场之间,但都与中山装不搭界。这当然是作者精心的设计,中山装的谜底藏得很深。直到孟军凭空多出一个哥哥孟培仁,小说就此异峰突起,多出一份悬念,多出一条孟父婚姻情感之历史渊源,也多出孟一家的惊诧,更多出孟军的高度警觉与严阵以待。老父在革命前曾有原配,后来又有一个养子。这事发突然牵扯出在孟军看来有辱父亲形象的事端,皆因地方上出于自己利益的多事所致。毕竟孟军一家身份特殊,也牵涉孟父的晚节,恰值纪念馆落成捐赠父亲生前遗物的敏感时期,孟军不得审慎对待,不仅电话请示身居省长高位的亲哥哥商讨对策,甚至召来好友律师,周密调查运作,以防患未然杜绝不良影响的发生。结果多出的那个哥哥没有任何额外的要求,“俺就要父亲一件穿过的衣裳。按照老家的规矩,把衣裳埋进坟里,也算是合葬。这样,咱爸咱妈就团聚了。”这只为完成养母生前愿望的敬孝之举,没有任何政治企图,也没有任何财产的诉求。这诉求朴实卑微而又理直气壮。这诉求让孟军与律师在令人置信的同时,大有小题大做徒费工夫之感叹,特别是孟军深为自己的“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而汗颜、惭愧。
一件中山装道出一个普通妇女被孟父、被历史复杂因素遗弃而坚守婚姻的故事。历史与现实观照、碰撞,让我们感叹时代的变迁,历史的诡谲,命运的无常。中山装之谜底在篇末才揭晓,令人拍案叫绝。整篇小说结构精巧,故事跌宕起伏,人物鲜活纸上,因历史与现实的纠缠,人心与利益的较量,人性与正气的复苏,使《中山装》有了深广的内涵与打动人心的艺术力量。
尤凤伟曾坦言:“有人说文学没有多大承担,也承担不了什么。即便如此,作家也不能找退路,要关注现实生活,关注百姓生活……读者看的是内容。托尔斯泰说过,内容决定作品的成败”。他的为人民而写作和内容为王的姿态,无疑是他何以高产优质的秘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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