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务员家庭状元占比最高”，不是唯一结论

近日，一份2017高考状元调查：《公务员家庭占比最高，硕士父母渐增》引起了人们的注意。这份由机构媒体主导的调查收回了40份有效问卷，涵盖了27个省份的文理科状元，获得了数十个数据。其中，父母职业和学历被作为隐性的阶层描述，出现在了标题上。可想而知，对“公二代”的集中讨论随后出现在跟帖和评论里，虽然父母职业只是调查中的众多要素之一。在和大众情绪的互动中，传播已经成为标签选择的过程，“公务员家庭占比最高”一方面能填喂给大众一个简单结论，一方面又能浇一下“阶层论”和“出身论”的社会块垒。调查呈现的信息远比传播标签丰富复杂得多。“公务员家庭占比最高”，“35%的状元父亲为公务员”，既没有呈现出连续性———2015年、2016年两年的问卷显示教师家庭占比最高；也没有呈现出压倒性优势———问卷中还有很多占比将近一半甚至百分之八十因素。“出身论”叙事来自于阶层固化的现实，但其所内含的隐性话语却需要小心。如同论者对现实题材电视剧的观察：《欢乐颂》按资产划分阶层、《外科风云》里按智识划分善恶，呈现了民粹反智识、精英反大众的阶层撕裂倾向。“出身论”叙事里面，一样内藏着一种资源有限、零和博弈的紧张感，内藏着精英阶层挤压寒门学子资源的判断，一种阶层换位而不是阶层扩容的革命式思路。一个向上流动的社会，是容纳力和包容力越来越大的社会，是个人发展空间越来越大的社会。社会由金字塔向棒槌型（两头小、中间大）转型的过程，就是中产不断扩大乃至最终成社会最大阶层的过程，也是社会稳定性和安全感增加的必经之途。现在中产和底层社会的焦虑，是由社会空间没有扩容造成的，并非自身的选择问题，但如果因此，就滋长了“不是你上就是我下”的思路，那等于被这种“不扩容社会”进行了规训，完成了和它思路的合流。从阶层出身评估人的走向，不是今天才有，也不是今天尤其狭隘化。不过“今天”（现代社会）的意义，是在于理顺一种逻辑：问题是打捞下层，而不是把中产阶层拉至下层，把正常当成不正常。（光明网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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