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工的人》：重新认识劳动者的价值

从《我们与恶的距离》到《想见你》，这两年台剧和HBO的合作，往往能碰撞出耀眼火花。《做工的人》，同样由《我们与恶的距离》的同班底制作，改编自台湾本土的工地工程师林立青的同名畅销书，讲述工地上几个工人的生活故事。该剧目前在豆瓣分数达到8.8分。

林立青，1985年生人，从小跟着母亲在市场摆摊，自五年专科学校毕业后，林立青进入东南科技大学土木系就读，求学期间得知工程现场因为环境不佳而长期缺人，认为很容易找到工作，于是毕业后就去营造所应征，并很快地成为基层监工。在工地工作的十几年时间里，林立青见过太多建筑工人及围绕建筑工地周边的社会底层人士的生活状态。机缘之下，他开始写作他的所见所闻所思，他笔下的人物，大多是工地上的水泥匠、焊接工、外劳、工地大嫂，围绕工地而生的小吃店主、冷饮店家、槟榔西施、陪唱阿姐，这些鲜活底层人物在阶层社会夹缝中求存的状态描绘，对于日益中产化的台湾文艺界来说，确实是一股新风。

他认为他书写的初衷“不是试图颠覆阶级，而是忠实呈现劳工的生活，借此反映出阶级差异，让社会大众看见劳工的处境并共同思考”。总的来说，电视剧版基本秉承了这一初衷，从散文化的原作中提炼出了几个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以这几个主要人物的日常作为戏剧主线，并以黑色幽默的方式，消解了描写底层生活容易有的苦大仇深之感，更符合电视剧的传播规律，寓苦涩于啼笑皆非的故事中，让观众笑过之后，也心酸不已。

主要人物有铁工兄弟阿祈、阿钦和板模工昌仔、怪手阿全，这几个技能个性不同，但都怀抱发财梦的朋友，常年共同做着一个又一个暴富幻梦，做梦赔钱，赔钱之后再做梦，十分顽强。生活中苦难很多，但做着梦，总能多几分滋味。

做梦归做梦，剧集对他们工作和生活状态的细节呈现，很是写实。第一集开篇，就是几个主人公“习以为常”的工友受伤（林立青曾表示，台湾受伤率最高的工作就是建筑工人），不敢去大医院只敢去小诊所，怕大医院看到伤情报警，惹来更多麻烦。在诊所又因为工人的身份，被要求先缴费再治疗。

光怪陆离的发财梦，与无力的现实对照起来，荒诞感和悲剧感加倍。虽然剧集描写的是台湾本土的故事，但其描绘的底层人民和生活，对于大陆观众来说也并不陌生。

1990年代，我们有《外来妹》《姐妹》等描写从北方农村南下广州的打工女性的电视剧，还有《山城棒棒军》这样讲述重庆从农村来到城市以出卖苦力为生的“棒棒”群体故事的电视剧。它们是社会转型期，对于当时的社会生活、底层人民奋斗历程的真实写照。而随着经济迅猛发展，城市化进程加速，城市中产崛起，我们的影视剧更多在讲述中产故事，其中不乏关照现实的佳作。

但逐渐，这种中产叙事成为了影视剧的主流，我们打开电视机，看到的是中产们的职场竞争，中产们的婚恋故事，中产们的婆媳关系。底层在这些故事中，罕有展现。如果有，也往往是刻板印象。在某些中产叙事的电视剧中，对于不同阶层人物和人物关系的表现，几乎有了一套铁律：主人公一定是中产，中产被更上一级阶层青睐、向上一级阶层献媚，能写出一部“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职场剧或者“麻雀变凤凰”的偶像剧；中产被底层纠缠索取、努力想摆脱底层阴影，这是“原生家庭原罪论”的家庭剧和婆妈剧。许多电视剧中出现的底层人物，都缺乏前史塑造，很多上来就是不讲道理、贪婪成性、毫无公德心的反派形象。阶层固化在电视剧的阶层刻板印象中，可见一斑。

也许有人会说：观众就是爱看都市中产故事，底层故事谁看？但我们似乎也不缺农村题材，其中不乏口碑收视双赢的作品——《乡村爱情故事》《刘老根》《马向阳下乡记》，还有各种农村扶贫剧。而在荧屏上，光鲜的城市中产和欣欣向荣的农村之间，夹缝之中的人：庞大的从农村来到城市的务工人员、务工人员留在家乡的留守儿童、空巢老人、随打工父母来到城市却读书难融入难的青少年，在大部分影视剧中没有踪影。

在中国都市化进程中，在每个城市拔地而起的高楼，越来越宽的道路背后，像《做工的人》中那群人的身影无处不在，可在影视剧中，他们却长期缺席，少有关注他们生存状态的文艺作品。这种长期缺席，意味着这个群体，在社会舆论中，长期地被忽视、被边缘化，缺乏话语权和存在感。林立青在TED演讲中说：“当一个社会的价值观不去重视一群人的时候，就会变成习惯，习惯会凝聚成制度。”这一群体在文艺作品中的被忽视、被边缘化，直接表现并间接加固了他们在社会中的不利状况：干着最危险、最累的工作，却没有稳定的收入、没有健全的社保，难以保障自己和家人的权益。

《做工的人》中，阿全说：“那些领固定薪水的人才能谈尊严。”本该无差别被社会中每一员拥有的“尊严”，和“金钱”挂上了等号，这也是我们熟悉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论调，只是这句话由被社会认定为“弱者”的阿全说来，更为心酸。对于这一论调的熟悉、甚至麻木，实际上是危险的，我们的熟悉麻木，来自于见惯不怪，来自与己无关。

我们自认为“不属于他们中的一员”，但实际上，劳动者本质没有差别，生而为人的喜怒哀乐没有差别，他人的苦难不该是我们建立优越感的参照物，而应是我们该去共情的痛苦，我们该去抚慰的痛苦。

如果把人的价值以钱作为衡量标准，那么风云变幻，中产都有下滑到底层的可能性，都有失去尊严的危险，不然中产焦虑和以“鸡娃”求得家庭阶层跃迁的动力，从何而来呢？缓解这种普遍的社会焦虑的方式之一，也应该是重新认识劳动者的价值，并给予他们应有的尊重。而这件事的操作中，文艺作品不能也不该缺席。《做工的人》无疑做出了一个示范，不论是创作者，还是观众，我们都应该把目光投向自己熟悉的生活圈、创作圈以外的世界，以更宽柔、更开放的心态去了解，去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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