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子善：现代文学文献研究的若干重要问题

本文整理自2020年12月由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主办、上海市重点创新团队“都市文化与文学”承办的“现代文学文献研究的若干重要问题”讲谈会。主讲人为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陈子善教授，与谈人有武汉大学文学院陈建军教授、中山大学中文系刘卫国教授、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王锡荣教授、山东大学文学院叶诚生教授、复旦大学中文系张业松教授。讲谈会由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王贺主持，以下内容经主讲人审定。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子善

各位老师、同学下午好！很荣幸然也很高兴来参加这个会。“现代文学文献学研究的若干重要问题”这个题目，是王贺老师给我出的，这个一若干、一重要，题目就很大了。接下来我谈的未必重要，只不过是我个人比较感兴趣的问题，和大家交流，向大家请教。

首先简要地谈一下我的治学经历。我和王锡荣兄两个人基本上都是从注释鲁迅著作开始走上现代文学学术研究道路的。我记得在北京参加鲁迅书信注释的时候，星期天休息，有自由活动的时间，一次我就去北京灯市口的中国书店去看旧书，偶尔发现一批研究鲁迅的著作，从20年代末一直到40年代、50年代初，大概有20本左右。当时因为我以前没有看到那么多比较集中的研究鲁迅的著作，所以我把这批书都买下来了，差不多花了将近半个月的工资，当时一个月工资是36块钱。很长时间以后我才发现这批书是同一个主人的，这个主人在书上都签了名，甚至有买书的具体时间和地点，某年某月在北京东安市场买下来的。这个人的名字叫赵燕声，他就是我们现代文学研究上今天叫“文献学”以前多叫“史料学”的一个先行者。

近年来已经有人研究这位先行者。我这次在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十讲》，毛边本里面附了一张藏书票，这个藏书票的图案就是根据赵燕声在40年代后期跟女作家苏雪林、法国神父善秉仁三个人一起合作的一部大书《中国现代小说戏剧一千五百种》封面图制作的，我想以此来表达我对现代文学文献学先驱的致敬和怀念。我不认识赵燕声，赵燕声很早就去世了。唐弢先生的书里面曾经提到过他。现在已经有人在研究他，已都发表过专门的文章。

现在回过头来看，我这段经历是不是预示着我一生就要走上史料学或者文献学研究道路？好像是有一个预兆一样。由于研究鲁迅的工作性质所决定，为了要完成这个注释工作，就必然要跟各种原始材料打交道，要跑图书馆，查资料、查报纸、查杂志，跑上海图书馆徐家汇藏书楼、北京图书馆报库等等很多地方，泡在图书馆里。那时候不像今天有那么优越的条件、各种各样的数据库可以寻找，坐在家里、办公室里就可以漫游资料库，那时候必须一张报纸一张报纸去翻阅，我还记得到上海辞书出版社资料室查找各种稀见的旧报纸的经历。但也正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培养了我对现代文学基本材料进行整理的这种兴趣和乐趣。我记得我和现在在青岛大学的刘增人先生合作，首先编过《鲁彦著译年表》，后来跟原在上海教育学院、后并入华东师大、现已退休的王自立先生合作编过《郁达夫研究资料》，其中就有《郁达夫著译年表》，还有《郁达夫简谱》，另外也合编过《郁达夫与鲁迅交往年表》。在此之后，我自己又编过几位比较重要的现代作家的创作年表，编过潘汉年的新文学创作年表，编过钱锺书1949年之前的集外文年表，编过梁实秋的1949年之前的著译年表，编过台静农1949年之前和1949年之后的著作年表。

如果说我是从文献学这个角度开始我的现代文学研究的，那么编纂这些作家创作年表的过程，对我是一个学术上的训练，或者说是锻炼。因为大家知道目录索引也是我们传统文献学不可缺少的一个部分。当然今天回过头来看，这些年表都有这样那样的缺漏，实际上我们大家也都知道，现代作家的资料整理工作，虽然那么多年下来有一批学者的不断努力，已经有很大的成绩和进展，但是事实上全集不全，资料收集不够完全，以致研究工作出现这样那样的偏差或者遗漏，都是很普遍的。当然，鲁迅作品的收集已经接近于零，再发现鲁迅本人作品的可能性已经微乎其微，我不敢说已经没有，可能还有一点空间。在鲁迅之外，其他的作家的资料建设，我以前称之为“文献保障体系”，研究一个作家，关于这个作家的文献保障体系是不是已经建立起来？建立到什么程度，还缺乏什么？这些都是我们面临的长期的问题。尽管今天是一个互联网的时代，这个问题仍然不同程度地存在。

刚刚王贺说到一个重要问题，其中有一个就该是我们资料的搜集跟我们研究工作的拓展之间的矛盾，怎么更好的来加以正视和处理？在研究当中会碰到很多具体的疑难的问题，譬如说作家的笔名问题，我们怎么来处理，往往会有很大的缺漏和争议。已经去世的钦鸿兄当年与徐迺翔先生合作编过《中国现代文学作者笔名录》，很大的一部书，而说“作者”而不说“作家”，就很有意思。但是现在回过头来看，遗漏也是相当明显，后来他有所增补，可是没有增补完，他本人就去世了。这项工作不只是一代学人，可能要几代学人共同完成。当我们对某一个作家的笔名没有基本掌握，我不敢说全部掌握，很可能有些笔名永远无法被我们发现，但在基本掌握之前，我们对这个作家的研究能够说是已经建立在非常可靠的基础上吗？他有一部分作品我们还没有发现，这部分作品的性质到底是什么样的，这些问题难道不值得重视吗？这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这个问题不仅在过去，就是在现在乃至在将来可能都是一个困扰我们的问题，当代文学研究领域里虽然涉及面不像现代文学那么大，但也不是没有。我们随便举个例子，“文革”当中那些写作班，那些报纸上的笔名到底是哪些人写的，都搞清楚了吗？也没有，甚至是一笔糊涂账，那你怎么来进一步进行评论？诸如此类，我觉得这又是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我个人的兴趣后来就集中在几个方面，一个是以鲁迅为中心，他的亲人或者朋友，如周作人、郁达夫这些作家，或者说他的论敌，梁实秋、叶灵凤这些作家，这是一个我感兴趣的重点。第二个是1940年代的那些作家，当然以张爱玲为代表，还包括了比鲁迅晚一点的也跟鲁迅展开过论争的像施蛰存、邵洵美那些作家，大致上是这样一些作家。对这些作家的研究，我基本上也是做年表，收集他们的集外文，编纂他们的作品集、研究资料集，企图为这些作家的文献保障体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

对二三十年代文学史、出版史、传播史上一些比较突出的文化现象，譬如毛边本的出现，我也给予了很大的关注。鲁迅和周作人周氏兄弟提倡毛边本，二三十年代一时盛行，这背后有什么样的社会文化心理，或者有什么样的文化机制，这是值得研究的。已经有人编过中国毛边本史话，但是毛边本的量相当之大，我想没有一个图书馆能够收集全，不仅是文学的，甚至其他文科领域都有毛边本，这种现象好像还没有人做过专门的探讨。我写过一些文章，那也就是就毛边本论毛边本，怎么样把它跟整个文学生态、传播结合起来，这可能又是一个很值得关注的问题。因为毛边本本来就是西方、日本传过来的，在上世纪上半叶产生过很大影响。不仅上半叶，50年代《诗刊》创刊就有毛边本，而且还引起很大的争论，有人把毛边本视为不为工农所需要的小资产阶级的东西，他们没想到当年鲁迅就是喜欢毛边本，诸如此类。

我个人还比较关注作家的签名本，现代作家的签名本。签名本往往能够牵扯出作家之间的人际关系，文化、文学的交流，以及这种关系和交流背后的一些东西，不仅仅是一个签名而已。我出了一本书《签名本丛考》，这本书的文章都没有收进《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十讲》里面，因为它自己成一个系统。我觉得签名本蛮有意思的，研究签名本这项工作我还在继续进行，有些签名本确实非常有意思，尤其是一个作家送给另一个作家的。今天我带来了几本，大家可以看一下，2020年是钱锺书诞辰110周年，我给大家看另一位上海作家也是钱锺书的老朋友柯灵送给钱锺书夫妇的《夜店》。这本书是柯灵捐出去的，捐给了合众图书馆，合众图书馆后来又并入上海图书馆，这本书怎么从图书馆流出来的，我也搞不清楚。钱锺书很好玩，别人送给他的很多书，他都处理掉了，不保存的。还有一本签名本，我关心的40年代作家的一本签名本。当时有一位女作家，名气当然没有张爱玲大，但是也比较有名的，叫施济美，她的代表作、短篇小说集《凤仪园》，她毛边签名送给作家沈寂先生。这本书比较有意思的是一部精装本，书脊上面是烫银的，精装本这个纸非常薄，我们称之为是圣经纸，也就是说可以这样理解，施济美把这本书用圣经纸印了少量，送给友人的。当时沈寂编杂志，施济美是作者，这是作者和编辑之间的一种友情的见证，可惜我读到这本书的时候沈寂先生已经去世了，否则我把这本书给他看，他肯定很感慨，这本书隔了七十多年以后竟然还能够重新出现。还有一本也比较好玩的。我们大家知道京派作家有一位李广田，《画廊集》是他一本很重要的散文集。这本书是李广田送给康嗣群的。大家知道知道康嗣群编过（其实是施蛰存编，他出版）《文饭小品》，解放初曾经在平明出版社工作过。虽然他在现代文坛上不是很有名的作家，但是他也是一个作者，一个文化人，一个编辑，我们一看就知道原来他跟李广田也有过来往。这些书可能告诉我们以前不了解的文坛的故实。最有意思的是郭沫若的这本书——《抗战回忆录》。这本书是精装，书脊文字烫金，签名就更难得了，不是郭沫若签名，是出版这本书的群益出版社的总编辑刘盛亚签名，签名内容特别有意思：“这本书共印十本，未发行。当一件纪念品远远的送给你。德芳 盛亚呈 北京1951年夏天。”德芳就是魏德芳，刘盛亚的夫人。大家看这本书的扉页上面，印了两个字“样本”，下面又印着“群益出版社出版1951”。但这本书没有版权页，1951年到底什么时候印的，大概是在1951年夏天之前吧。这本书有这么一个故事，就是1951年想出版，但最后没有出版。据我所知，这个“样本”现在能够保存下来的只有两本，有一本在北京，但是没有签名，有刘盛亚签名的就是这本，天底下就这一本。这本书的出现，说明《郭沫若年谱长编》写该书是1949年出版的，这个说法就不能成立。下来一个更大的问题，为什么1951年最后没有出版？为什么不出版？原因值得我们进一步探究。后来出版了，60年代在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了，改名为《洪波曲》，但里面有改动。原本还有一个附录，是冯乃超写的一篇很长的文章，删掉了，而且书中内容和后记都有修改。这样一个本子的出现，为我们从事郭沫若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难得的史料。所以我本人对签名本有浓厚的兴趣，如果时间和条件允许的话我会继续往下做，《签名本丛考》第二辑希望能够在不久的将来与大家见面。我们可以通过这么一个特别的角度梳理文学史，关注一些以前可能是被我们忽视的问题。

文学史的书写有不同的角度。以前我和钱理群先生、吴福辉先生合作，编过《中国现代文学编年史：以文学广告为中心》，还可以进一步来做。但这里有一个很大的矛盾，有些文学史上很重要的作品没有广告，或者说虽然有广告我们一时找不到，因为我们现在寻找资料往往是找作品、找集外文，关注广告不多。但是现在我们会发现，由于数据库的出现，我们可以比以前更容易地找到很多广告，而这些广告往往会提供很多新的信息，对我们的研究工作可能会带来新的视角。我的新书叫《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十讲》，讲是“十讲”，是整套书里的一种，都是“十讲”，所以我必须也要有“十讲”，不能说“八讲”“六讲”，也不能说“十二讲”，所以凑个数，就是“十讲”，而且这个“十讲”只是我关心的十个方面，当然这十个方面我都做过一些尝试和探索。

接下来我讲手稿的问题。《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十讲》书里面是收了几篇关于作家手稿的讨论，我以前写过现代作家手稿的几篇文章，有作品的手稿，譬如郁达夫的《她是一个弱女子》的手稿；也有书信的手稿，我原来就是注释鲁迅书信的，所以一直注意鲁迅书信手稿，新发现的鲁迅给郁达夫的书信的手稿；日记的手稿；还有胡适早年留学美国时期的《日记》手稿的出现，虽然《胡适留学日记》早就出版过，但是手稿跟出版印刷本之间的差距很大。现在已经有研究者、博士生在专门研究这些手稿，有好几篇比较重量级的文章讨论胡适早年日记手稿的问题；还包括巴金《怀念萧珊》的初稿手稿。对于手稿研究，我也给予了很大的关注。手稿学明天就要开会，就是讨论怎么样把现代作家手稿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予以更大的重视。因为从手稿到出版、到再版，可能这里面的关联不像我们以前所想象得那么简单，有很多问题可以重新提出来讨论：为什么会修改？是谁在修改？是作者本人修改还是编辑修改、出版社修改等等的问题。这是非常有意思的，往往会带出一大串新的问题来。巴金故居周立民先生给我编的《现代中文学刊》写了一篇补白，讨论爱罗先珂《幸福的船》译本中巴金所写的《序》，《巴金全集》第17卷所收的该文结尾处的几段话，就是这么几句话，还有几个不同的版本，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当然我们也没有看到这篇序的原始手稿，但就是这么一个非常具体的问题，怎么来处理？他最后给出的结论是“剪不断理还乱”。

所以从毛边本到手稿，到集外文，到社团、流派，到刊物，到文学活动，都在我关心的范围之内。当然由于所见有限，能力有限，不可能全部都能够处理得很好，但是我尽量给予关注，予以处理。还要特别强调的，就是近年以来大量的作家书信和日记的出现，对于我们的作家研究意味着什么？这也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刚刚董丽敏老师提到文献学的规范，从理论到方法，可能不是一个能够一步到位、解决的问题，我们只能逐步地完善。古人对古籍整理有一整套完整的、比较成熟的方式方法，哪些可以适用到我们现当代文学的文献资料整理中，哪些又是需要调整的，这些都是很重要的问题。现代日记、书信的量可能也是巨大的，虽然能够完整保存下来日记的作家并不多。鲁迅还缺了一年日记，周作人的日记相对比较完整，但是1934年以后的，除了1939、1949两年的已公布，更多的还没有公布，里面有大量的信息，很多重要的材料。其他作家的日记，朱自清的虽然已经公布，但是里面问题多多。这些我们怎么来处理、怎么来面对，都是问题。很多没有公布的，条件成熟可以公布，包括郁达夫的日记，郁达夫还有很多日记没有公布。这些问题也是我们面临的，公布以后我们可能对这个作家的看法会有一个新的，不说全新的，至少是部分新的认识。大量的日记、书信怎么来处理？我们编纂作家全集往往会碰到一个难题，就是书信搜集。一个作家一辈子写过多少信，往往数量相当可观，为什么写那么多信，有人甚至是把这些信当中某一部分作为创作来看待，如果这样的话，你对这些信熟视无睹，那就是说你放弃了对这部分创作的评论，是不是合适呢？这也是一个很大的、比较重要的问题。我们现在互联网时代只有电子邮件了，《现代中文学刊》今年第六期就专门刊登了一个“现当代作家书信研究”专辑，之所以推出这个专辑，目的就是要把这个问题引起研究者的注意。在条件成熟的时候，我们还准备推出“现当代作家日记研究”专辑。所以一系列存在的问题，我们已经发现的这些问题，我们怎么来面对、处理，都是很值得我们进一步讨论的。

刚才董老师提到上海师大老一辈的现代文学学人，提到邵伯周、陈娟先生，我还想到史承钧先生，他还健在。提到邵伯周先生，我马上想到他爽朗的笑声，他是茅盾研究专家，非常好的一个老人，许多前辈都已经离我们远去。昨天去世的孙逊先生，他研究中国古典小说，有一个讲话非常有意思，他说你研究中国古典小说，文献学是必须面对的、认真面对的，20年代发现脂批甲戌本《红楼梦》，三十年代发现《金瓶梅》，给中国古典小说研究带来了很大的推动，他说现在发现这样的作品可能已经很难了，他认为这是古典小说研究文献学的一个瓶颈。如果把这个观点，搬到现代文学研究上面来讲，你现在要发现一个现代重要作家的重量级的作品，可能不容易了，一开始我就谈到，鲁迅你要发现新的（作品），容易吗？可能性几乎为零。其他作家呢？王贺研究的是新感觉派，新感觉派作家有没有发掘的空间？可能这个问题要王贺来进一步实践、解决。再如张爱玲，再发现一部像《小团圆》这样的作品，可能已经不可能，但是在纪念她诞辰100周年的时候，我还是找到了她翻译的《冰洋四杰》，虽然不全，不是在香港报纸上的全部连载，但也算是一个新的发现。实际上对某一个作家的新材料的发现，往往会带来一些新的问题，引起我们进一步思考。讲到张爱玲，前两天我还得到了一件很有趣的东西，我也可以给大家看看。这是一份《太太万岁》的说明书，这个说明书很有意思，了解张爱玲的肯定知道，关于电影《太太万岁》，曾经有过一场争论，当时很多上海报纸包括《大公报》等都有刊登，牵扯到一些作家，如洪深等。1949年5月，上海解放。但是没想到这份说明书是解放以后的，解放以后还上演过张爱玲编剧的电影。看说明书，这个电影院叫“人民影戏院”，后面有剧情介绍，第一句话就很有意思：“故事发生在旧社会里”，这都是解放以后的话，然后有整个剧情的介绍，下面是“导演桑弧 编剧张爱玲”。这个电影不一定是在上海放映，我初步查了一下，上海找不到“人民影戏院”，应该是某个大城市的，还要进一步查考。这样的一个资料，当然不是什么特别重要的，但至少告诉我们一点：1949年以后还在上映张爱玲创作的电影。这是我们以前不知道的，我们只知道1949年后张爱玲还在上海发表她的小说散文，但是她的电影竟然还在上演，日夜场连演，一整天连着放，很有趣。

我曾经这样想过，我们现在已处于信息社会、互联网时代，我们的现代文学研究，还包括当代文学研究，整个文献保障体系跟以前应该有什么不同，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昨天我看到复旦大学陈尚君兄讨论互联网时代的古典文学文献研究的一篇文章，他说由于互联网、数据库，他《全唐诗》的整理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但是如果放到我们现代文学领域里面，我们这个现代作家的数据库，整个一个时代的新文学作品的总汇，可以做吗？《全唐诗》的总汇他可以这样做。近代以来由于“印刷资本主义”的出现，白话作品大量出现，我们现在谁敢说哪个数据库能把所有民国时期的现代文学的作品一网打尽？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吧？他可以编《全唐诗》，王贺能编现代文学全部小说？全部散文？全部新诗？这个太可怕了，当然不是没有可能，也许在不久的将来，这个数据库可能建立起来，也许可以，但目前还不现实。《全唐诗》《全宋词》都可以借助于现代化的手段处理好，越来越完善，我们现在不要说现代文学的全部作品，就是某一个作家的数据库也不完全，鲁迅的数据库就那么完美了？很多网上下载的鲁迅文章错字很多。廖久明兄编“回忆郭沫若资料汇编”，准备出版一整套的书，但整个电子数据库呢？这些就够了？有没有重大的遗漏？我想都是问题。研究者又该怎么面对？明年有两个重要文学社团的纪念，一个是文学研究会一百年，一个是创造社一百年，这两个重要的文学社团的数据库在哪里？我没看到。在座的诸位是不是看到了？有没有人在做？做到什么程度？我们现在重大项目多了去了，最基本的东西你做出来了没有？这都是问题，不是某一个人能够完成的，不是说我个人有兴趣我来做一个，需要一批都意识到这个问题重要性的人来做，这才也可能做好，更方便我们来利用。接下来你还要能够利用，怎么更好的来使用。然后我们才能够进行第二步，提出一些新的看法、新的观点、新的思路。你第一个都没有做好，怎么进行？所以说，现代文学文献学实际上有一个实践的问题，这个实践包括怎么跟现代技术更好的结合。古典文学原来的基础就比较好，文献整理这套规范本来就很好，而且现在又走在前面，做的比较好，而我们现代文学研究不说落后，也至少是滞后。哪怕你用一个小的入口切入，你做一个现代作家的旧体诗数据库，从鲁迅那代人下来，很多现代作家都写旧体诗，当代如聂绀弩等人，能不能做一个数据库？有人做吗？郭沫若50年代以后那些诗，他自己也认为写得不好的，但要做的话，无论好坏，也都得放进去。现在做民国旧体诗词数据库的，可能仍限于专写旧体诗词那批文人，新文学这个层面上是不是包括了？像沈祖棻，一身两任，词写得很好，新诗也很出色，两边都跨的，希望两边都要包括进去，更理想。而且这个难度是相当大的，民国的南方这一带、京沪这一带、长江三角洲这一带，北方如大西北、东北等，每一个地方都有自己的文化传承，这些地区文人的旧体诗不得了，海量的资料。

我的《十讲》里面，最后涉及到的两个问题属于交叉学科，一个是新文学跟音乐的关系，一个是新文学跟美术的关系。我觉得这两个关系非常密切，尤其是新文学跟美术，到当代都是这样，一直到今天，黄永玉先生既是大画家，又是大作家，九十多岁还在写长篇，不得了。很多美术家、画家本人的文章，也写得很好，也是一个作家。我们的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研究往往忽略、忽视了，或者对这种文化现象、文学现象重视不够。当然我们会提到鲁迅的美术设计，他的封面设计，除了鲁迅之外呢？还有很多人，现在已经有一些研究者，尤其是美术史、书籍装帧研究者在做这项工作，有一些新的材料会披露，但是总体来讲还有一个很大的空间，往往新文学作品的装帧设计理念跟作品当中所反映的作者追求两者是结合在一起的，我们怎么对此进行研究，这又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还有音乐，现代文学和音乐的关系。我们的现代文学作品当中有许多作品，为了塑造人物的需要，写到过音乐，或者说跟音乐有关，好像也没有人研究。搞音乐的不关心这些东西，我跟搞音乐史的专家也交流过，他们对这个兴趣不大，那我们搞文学的呢？为什么小说男女主人公会听贝多芬，作家的意图在哪里？诸如此类的问题，应该有人研究。研究沈从文的，我想也应该了解一下，沈从文自诩“乡下人”，但实际上他对古典音乐很有兴趣，很喜欢听古典音乐，古典音乐对他的创作有没有影响？有什么影响？研究沈从文的专家会注意到这个问题吗？他1940年代以后的作品尤其是散文当中，很多地方写到音乐，这当然与他的夫人张兆和的一个兄弟是搞音乐的有关系，但如果沈从文没有共鸣，没有这方面的修养，他未必会对音乐那么有兴趣。

当然，上面讲的许多方面我自己没有能力做好，我只不过提出问题，希望引起大家的注意。又如现代文学跟所谓的旧文学、通俗文学之间的关系。现在有很多学者在研究通俗文学，但是把这些文学统统命名为“通俗文学”、“旧文学”合适吗？可能都有争议，未必合适，你的就是新的，人家就一定是旧的吗？他也同情劳动人民，他的白话可能写的比你更好，你的欧化的白话老百姓看都看不懂的，为什么就说人家是旧的？动不动就新的、旧的，有必要吗？新就一定好吗？诸如此类的问题，文献学上怎么来处理？新文学当中有一大批作家，都是从所谓的通俗文学、旧文学起家，像戴望舒、施蛰存、张天翼、叶圣陶等，也有相反的，从新文学走向旧文学的，如写武侠的宫白羽。我曾经想编一本《现代作家文言文作品集》，现代作家尤其是五四这一代，到1930年代初这一代，文言文都写得不错，像鲁迅、茅盾、叶圣陶、俞平伯、钱锺书，把他们这些文言文章收集起来，很好玩的。王统照母亲去世，他写了一篇祭文，非常漂亮，我在上海一个旧书摊上偶然看到，那个老板特别厉害，他说：陈老师，你看王统照的！我一看不得了，线装的、王统照母亲去世的祭文，我马上买下来了。跟王统照儿子联系，他说根本不知道祖母去世我爸爸还写过祭文，提供给他，正好还来得及补入《王统照全集》，这是很重要的史料。这批作家的旧学功底很深厚的，王统照这篇祭文就写得很有感情，对母亲深沉的爱是用文言文写出来的。我们搞新文学研究的，往往不注意这方面，很少留意这方面。我们现在讲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作家的身上传统文化怎么体现？当然鲁迅当年讲过中国书最好不要读、少读，但是我想我们今天还是应该好好读读，尤其他们这批人写的文言文章。当然1930年代以后，到1940年代的作家，这方面的功力已经大不如从前了。我们研究民国时期旧文学的，往往把新文学这批人排除在外，他们往往不会注意这些问题。

我期待我们的现代文学文献学在新的技术手段、新的条件下面，能够有一个新的面貌，从而为我们现代文学的研究和当代文学的研究提供更强有力的文献的支持。此外，还有一个档案的问题，也应该特别提出来。大量的、各种各样的档案，如果能够更好的被利用，对我们现代文学研究又是一个重要的推动。南京大学沈卫威教授，一直带着他的一批学生在整理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里面的东西，有很多有趣的发现，内容非常的丰富，我们从文学研究的角度，而不是从政治学或者社会学的角度来切入。其实搞史学、社会学的，对档案的利用很充分，我们以前好像觉得文学跟档案关系比较远，但是现在慢慢地发现，档案对文学研究同样有很大的帮助，与现代作家直接相关或者间接相关的档案，还需要系统的梳理和利用，当然这又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问题。这些问题都应该提出来，进行讨论，引起关注和重视。

王贺（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

谢谢陈老师精彩的报告！陈老师除了从一开始、回顾自己的治学经历，在北京的时候接触到赵燕声的那批资料开始，讨论到他这些年我觉得在传统文献学、古典文献学基础上面发展出来的一些新的、很重要的近现代文献研究的面向，比如说签名本和手稿的研究，当然也包括常规的文献资料如作家书信日记、档案资料等等的搜集和利用的问题。以档案资料为例，这些年有一些讨论，包括档案资料怎么样和当代文学史的研究结合，在现代文学研究领域当中也有一些应用，但是总体来说，我们现代文学史的研究，包括文献学的研究，对档案资料的关注还不是很够，可能这也和我们的研究习惯有关，我们大多数的研究成果，对资料的利用、处理、引用是有些任意的，在搜集资料的时候可能对资料的批判、“史料批判”有时可能没有特别注意。比如同样一个关于某个观点或者是某个问题的一个资料，从它的可靠性的程度而言，可能这个档案的可靠性，要比作家作品、他的自我陈述、其他人对他的一些评论等等，可能更可靠一些。当然陈老师也谈到数据库的建设问题，因为我这几年也在做数字人文，特别关心这方面的问题，陈老师自己虽然不太用电脑，但是他对这些新的现象新的问题非常敏感，也一直特别鼓励支持我们，数据库对我们整个不仅对古典文献的研究，或者现代文学史、文献学的研究，对整个人文学术都会有一个很大的帮助、便利，可能还有很多的一些挑战。当然现代文学的数据库海内外很多很多，但是专题性的数据库，比如说陈老师讲到的旧体诗词的数据库，包括比如说一个好的、完整的鲁迅研究数据库，可能都没有，文学研究会、创造社的数据库也都没有。我们国家那么多重大项目选题很多都是史料整理和数据库建设，但是这些数据库建成了没有，另一方面建设了数据库之后能不能给我们用，是光盘版的还是在线的、联机的，另外怎么样设计这些数据库的功能，是不是开放，整体上提供了哪些资料，有哪些可以供我们做一些数据分析和挖掘，不只是说一个简单的信息查询等等，都还需要讨论和实践。

陈老师刚也谈到新文学和旧文学、通俗文学，和音乐、美术关系的研究，这方面的研究恐怕是很困难的。因为一方面要求我们对音乐史、美术史、艺术史研究有很好的把握，另一方面有了这个把握之后，才能更好的处理文学和音乐、美术的这样一个关联。陈老师举到了沈从文的例子，这样的例子在现代文学里面非常多。比如说新感觉派小说里面，写到、提到很多法国古典音乐，咏叹调等等，我其实一直在想为什么他们会写到这些东西。我们也不能说他们完全是赶时髦，当然“趋时”是海派或者说整个新感觉派都有的一个特点，当然也不能说他们完全没有音乐的修养、美术的修养，纯粹是“趋时”使然。当然叶灵凤的美术修养还是很高的，其他人未必很高，但是他们把这些东西放到自己的文本当中，放进整个的叙事的脉络、抒情的脉络当中来，还是很值得考虑的问题。

关键是我们今天怎么样把这些问题提出来，关联起来最终做一个新的诠释。我想这样一方面我们的资料整理工作可以给现代文学、文献的研究提供一批基础的、可靠的文献资料，另一方面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也许可以推陈出新，做一些新的研究出来。(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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