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报记者 江丹
电视剧《使女的故事》结束后,很多读者一直在追问,小说中的那个国家后来又发生了什么?于是,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又写了《证言》以作回应,并凭此获得布克奖。阿特伍德像是一个敲钟人,一直在提醒着我们,女性在这个世界的生存依然险境重重,但是这钟声并不张扬,而是克制、冷静且回音悠长。
有些可能性变成了现实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被誉为“加拿大文学女王”,她奠定了加拿大文学的“生存”主题。很多中国读者知道阿特伍德,是因为近几年风靡全球的美剧《使女的故事》,她在其中第一季中客串了一位嬷嬷。当然,阿特伍德在中国的流行并不是因为这次让她感到紧张的客串,而是因为她是同名小说的作者。
《使女的故事》最早发表于1985年。阿特伍德在小说里虚构了一个国家——基列国,在那里,女性被迫退回家庭,再次成为附属,被剥夺了所有文明的权利。《证言》的译者于是说,在那个时候,阿特伍德就“敏锐地意识到女性运动现有的成就可能在一夜之间被推翻,并以文学的形式普及了一种政治性的警示”。
《使女的故事》完结,很多读者一直在追问后来发生的事情。或许是因为阿特伍德的见证者式的写作手法,读者相信了那个虚构国家的存在,认为它真的在历史上存在过。读者关心其中那些女性的命运,也关心那个虚构国家最终如何消失。
“那部小说结束后又发生了什么事。在三十五年里思考这个问题会有什么样的答案是个漫长的过程,社会本身在改变,有些可能性变成了现实,随之而来的是答案的不断变化。”阿特伍德说,“没有什么公式能保证成功,因为历史上几乎没有必然之事。”
2019年,80岁的阿特伍德完成了《证言》,并在全球发布。它是《使女的故事》的续作,回答了读者的追问。《证言》发布一个月后,阿特伍德凭此获得布克奖。这是阿特伍德二度折桂,早在2000年,她便曾凭借另一部作品《盲刺客》获得该奖。
虽然是续作,但是《证言》并不逊色于《使女的故事》。在上海译文出版社举行的一次《证言》新书分享会上,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张莉说,读者即使完全不了解《使女的故事》,阅读《证言》也没有任何问题,而且《证言》的写作比《使女的故事》更加开阔。
跟社会有一种遥远的呼应
《使女的故事》是阿特伍德的盛年之作,但是到了晚年,她依然敢于创作续作,并将自己对社会、权力更加复杂的理解倾注其中,解决当年遗留的不足和青涩,超越彼时的自己。
张莉解释,阿特伍德出生于1939年,经历过二战,经历了历史上数个重要的年代,她从来没有离开时代。“文学史上有一种说法叫做‘衰年变化’,或者是‘晚年写作’,但是你在她这里看不到,你看到她非常强大的那种力量感,这种力量感来自什么?”张莉说,“阿特伍德内心跟社会有一种遥远的呼应,她有一个社会使命感,或者说她有这种意识,她是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人。”
毫无疑问,无论是《使女的故事》还是《证言》,都是女性主义小说。张莉认为,它们书写的是“女性的声音、女性的立场、女性的命运”,鲜明且犀利,而在表达方面,阿特伍德也作出了非常好的示范。
张莉说,近些年来,每隔一段时间便会有一部流行的女性主义作品,比如之前的《82年生的金智英》,但是她一直有遗憾,通常这些女性主义作品都在直白地表达女性的怨怒和控诉,总是欠缺一点东西。
阿特伍德不一样。“她基于女性身份和女性立场的想象力,从女性视角出发,你可以看到全人类的生存和全人类的困境,她仅仅讲的是生育权的被控制吗?仅仅讲女性身体被控制吗?显然不是,但是她从女性的生育权和女性身体的角度,讲的不仅仅是女性,也不仅仅是男性,也不是基列国。”张莉说,“所以你会发现真的好的女性写作是有女性视角、女性语言、女性的力量,但更重要的是女性的想象力。艺术最终提供的是人类文明的想象力,而显然《证言》和《使女的故事》都做到这一点。”
在张莉看来,阿特伍德是一位伟大的作家。“一般意义上的作家和终极意义上很优秀的作家,非常大的区别是,你敢不敢看到那个深渊,那个极大的困境,然后就是你敢不敢书写。有些人也敢书写,但是没有能力书写。”显然,阿特伍德不仅看到了,而且写到了,她站在女性视角去表达了“一个人类整体的生存经验”。那些事也可能在未来重演
在《证言》的另一场分享会上,译者于是分享了自己的翻译经历。于是说,翻译《证言》正值疫情期间,那段时间每天就做两件事:完成定量的翻译工作,然后吃饭。
“疫情在家里翻这本书有很大的感受,这本书提醒大家注意的事情,有很多我们看似天经地义的日常性的细节,其实都是来之不易的。书里面讲到,一开始的时候,会停掉这些女性的信用卡,把归属权归属到男性直系亲属的名下,她们没有名字、明确的工作,把她们集合到一起,不给她们基本的生活用品,卫生纸、咖啡都没有。翻译的时候恰逢疫情,疫情会让我们觉得很多日常的东西都来之不易。”
女性的权利同样来之不易,而且并没有我们想象得那么坚固。“有智力的人未必有理性,现代未必是文明的保证。”于是在《译后记》中写道。
如果说《证言》是一种延续和回答,那么《使女的故事》则是阿特伍德的一次写作转折。她是以诗人的身份进入加拿大文坛的,在参加一次诗歌节的时候,她知悉了一些发生在中美洲的暴力事件,后来柏林墙倒下也影响了她的写作。
“她开始明确意识到艺术创作需要背负社会责任感,要有政治性,并在1981年的演讲中提及这类素材进入写作场域的重要性,‘因为写作者就是观察者,见证者。’”于是解释。在写作《使女的故事》时,她收集了大量的相关史料,“因而她屡次强调:书中所写到的一切迫害都是历史中确实发生过的。虽然她把故事设定在近未来,但不言自明的是:那些事也可能在未来重演。”
还是在那场分享会上,作家赵松认为,阿特伍德是在基于人类的历史谈论未来,并保留了拯救的可能性。“由男女构成的这个社会,究竟以什么样的方式创造未来,希望的未来。这个问题已经越来越大了,在书里写得比较含蓄,作为一种结果来呈现。我们的现实生活里,很多结果已经纷至沓来,各种自然灾害、环境污染、经济问题等,大家都会陷入一种普遍的困境,地球人的困境,而不是某一个国家人的困境。”阿特伍德提供了一种可以解决的希望,并让人对之产生信任,在赵松看来,这是她作为一名作家的出色之处。 孙婷婷 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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