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七次搬家

张天永

我和老伴结婚已53年了，前前后后搬过七次家。从第一次不足7平方米、什么设施也没有的小厢房，到如今120多平方米的带电梯的楼房，面积增加了10多倍，生活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1968年，28岁的我在一间不足7平方米的小厢房里结婚了。与很多30多岁还因找不到房子无法结婚的人相比，我算是很幸运的了。小厢房能紧紧巴巴放上一张双人床和两把座椅，其他东西就什么也放不下了。在那个年代，烟台市民住房十分紧张，整个市区鲜见居民楼，到处都是低矮狭窄、非常简陋的小平房，一个大院能住很多居民，少则三五户，多则十几户乃至几十户，居民们“三间两（家）住”或“五间三（家）住”的现象比比皆是。一个大院合用一把锁，不分男女共用一个坑式旱厕，几户或几十户合用一个电表。有的住户自挂分电表，但每月为收电费惹来不少麻烦，主要是分电表数字之和与主电表数字不符，闹得邻里之间相互猜忌。

我们在不足7平方米的小厢房里住了两年多。有了第一个孩子后，多次到房管部门申请调换住房。申请到第三年，房管部门给我们调到一处13平方米的“三间两（家）住”的“对面房”。一日三餐，两家同时在灶间生着煤火，拉着风箱做饭。那时每到做饭时段，整个市区上空煤烟缭绕，一进居民大院，全是“咕哒咕哒”拉风箱的声音，家家都散发着烟熏火燎的煤烟味儿。那年代居民的生活用水也要到大门外有自来水栓的地方去挑，每户必备一根担杖和一对水桶，在灶间一角放一口水缸，以备日常生活用水。另备一个专用的污水桶，每天几次将生活污水提到门外，倒入污水池。

在13平方米的“对面房”里住了两年后，我们有了第二个孩子，于是再次向房管部门申请调整住房。我们调到了一幢“五间二（家）住”的两间平房，足足22平方米，比原来多出近10平方米，当时真是颇感满足。在这几间房子里，我们与张哥李嫂及其三个子女轧“对面房”，一住就是将近8年。两家合用一把锁，共走一个门，我跟张哥轧伙得像亲兄弟一样。

进入上世纪80年代，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的居住条件逐步得到了改善。我们单位建起了几幢五层的楼房，没有通暖气和管道煤气，住房面积一般都是六七十平方米。楼房仍沿用老式建筑方式，建有锅灶火炕，仍要拉风箱烧煤做饭。冬天，照常要提前准备好取暖用的炉子、煤块和煤球，还有生炉火的引火草和木块。但比起先前的居住条件，那仍然高了不止一个档次。我于1982年搬进了单位分的55平方米的“西大头”房。这是我们的第四次搬家。从此告别了挑水吃的担杖水桶和水缸，也再不用向门外提污水了。

在这“大头房”里住了不足三年后，我的一位朋友因住址与工作单位往返不方便，主动提出用他的65平方米四楼四间与我这55平方米的一楼大头房调换。他的房子无论是居住面积还是环境都比我那大头房优越很多，于是我就有了第五次搬家。

我在这幢65平方米的房子里一直住到2002年。此时，市区已大范围建设起了不少高层的楼房，楼内水、电、暖、气样样齐全，居住质量大有改善。我单位先后在上夼西路和胜利路盖起了户型为90至100平方米的五层楼房，于是我第六次搬家，搬进了90平方米的四层楼房。

今年，子女们考虑到我和老伴已年过八旬，上下楼梯困难，又在莱山区买了一幢120多平方米的电梯楼房。于是，我们选择在2021年的7月1日第七次乔迁，带着对党的感恩的心，搬进了宽敞明亮的新居。

从我的七次搬家，可以看出烟台普通市民家庭几十年来居住条件的变迁，也见证着国家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和普通百姓人居条件翻天覆地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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