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当“五好”战士

张贻谋 撰文

我姐姐从蓬莱老家来到烟台，捎给我一个小纸卷,用旧报纸裹着，报纸已泛黄，说是收拾母亲遗物时在大柜里发现的。小心翼翼地打开纸卷，是我当兵时的“五好”战士喜报！姐姐说：“这是咱妈珍藏多年的宝贝。那些年，想你了，她就拿出来看看。”

思绪一下子回到60年前，回到那沸腾的军营中。

我是1961年8月入伍，被分配在某守备团营部通讯排总机班，当了一名电话兵。当时，部队驻防在岗嵛村（今属开发区）。

一下部队，就赶上全军上下开展“争创四好连队，争当五好战士”的活动。“五好”中的第一条是政治思想好，其余四条是军事训练好、三八作风好、完成任务好、锻炼身体好。

我把“五好”战士的条件工工整整地抄写在日记本的首页上——这，就是我的目标了。

每天晚上，大家围坐在煤油灯下，不是读报纸学毛主席著作、记笔记、写心得，就是学习通讯业务知识，对十门交换箱和53式手摇电话机的性能、构造、原理和故障排除，个个了如指掌。

野外训练，有两个科目我印象最深。一个是明线（铁丝）架设，基本功是攀登电线杆。开始时，铁鞋打滑，头上冒汗，两腿筛糠。一次又一次地练习，终于克服了恐高症，在高杆上作业游刃有余了。另一个科目是个人1500米的被复线架设。背上几十斤重的器材，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收、放线任务，跑不了多远就大汗淋漓了。但与考核合格后的喜悦相比，所有艰辛的付出都不算什么了。

部队有个菜园，离营房2里地远，每天晚饭后，我约上几个战友去菜园推水车浇地；借着月光，还去操场练双杠；星期天便去伙房帮厨。只觉得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

半年后，我顺利通过了“五好”战士的初评，劲头更足了。

转眼到了年终总评，大家心里很紧张也很期待。班务会上，个人总结，大家评议。评“五好”战士有比例要求，好中选优。忙活了一年，谁不想当上“五好”战士呢？我们班有两个新兵，除了我，另一个叫于正瑗，是从烟台工厂入伍的，表现也很优秀。评议中，大家对我俩罗列了一大堆优点，也指出了问题：爱护武器装备上做得不够好，说我丢过子弹，说他在训练中把电话机手柄弄断了。我俩的评优之路，被这不大不小的事故给卡住了。

丢子弹的事，发生在当年1月份。有一次检查武器装备时，我的子弹袋弹夹上少了一发子弹（每人只有5发子弹，站岗用）。当时我就慌了手脚，班长也急了，说：“现在敌特分子活动猖狂，如果子弹落到他们手里，后果就更严重了。”班长这么一说，我更紧张了。

两个班的战友都在帮我找。从屋里到屋外，从院里到街上，旮旮旯旯反复找了好几遍也没找到。两天过去了，唯一的希望是大通铺了。

当时我们住在老乡家里，五六个人搭一个通铺，铺板与铺板连在一起。大家把被褥抱到院子里抖擞，把铺草翻起来，一把一把地翻找，还是不见子弹的踪影。正当大家一筹莫展的时候，二班的刘维臣突然大喊一声：“找到啦！”原来，子弹夹在一个半截草帘的缝隙里。谢天谢地！大家都为我高兴。

初评时，并没有人提出这件事，我以为只是虚惊一场，找到就没事了。不料在总评时被翻出来了。这毕竟也算是一个硬伤。班长为难了，反映到排里。排长也拿不定主意，又上报到营里。营首长专门开了个会，研究我们两个新兵的“五好”战士问题。

那天下午正赶上我站岗。站在营部大门口，我把脑袋使劲往门里探，隐隐约约地听教导员说：“这两个新兵在工作、学习、训练上表现都很突出，对一个人要全面地看，看主流，不要死搬教条。更何况也没造成什么大损失，要保护新战士的积极性……”教导员的话还没说完，大家就表态了。

最终，我俩都评上了“五好”战士。后来，我又连续两年获得这一荣誉。

60年过去了，没有人能留住岁月的脚步，但可以留下美好的回忆。那激情四射的军旅生涯，是我此生永远的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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