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苹果》是烟台的，也是世界的

□吴殿彬

建筑大师贝津铭说过，“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文学作品更是如此。可以说，《红苹果》是烟台的，也是世界的。

山东作家网介绍，《红苹果》这本书有四大特征：浓厚广阔的史诗特色；详细生动的文化特色；人物群像的启迪特色；可资借鉴的文创特色。这四大特色，因其写的是真人实事，具有普遍的社会意义和文学创作借鉴价值，非所有书能俱足，较为罕见。这里我以其中第三个“启迪特色”为例，讲三个故事，让您窥豹一斑，举一反三，在较短时间了解全书风貌和内质。

第一个：一个没有姓名的母亲故事。书中第二部第四章是“最初的艰难起步”。从54页开始，写的是老省长谢玉堂当年领导老百姓发展苹果的故事。但请您注意，这一章中有位“没有名字的母亲”所带给读者的启迪，是任何虚构的作品所达不到的。不是我不会把她的名字写上去，而是一写上去，书就太露了——艺术的事情这里不多讲，需要个人体味——我是怎么让这位“没有名字”的母亲形象高大起来的呢？就是让她在关键的时刻，悄悄地彰显出来。她没有惊天动地的事情，却如春雨润物，悄悄地改变着儿女的一生。当儿子飞黄腾达的时候，她不以此为炫耀的资本。当年，谢玉堂当了县委副书记，坐着吉普车来家后，您看看，书上的母亲是怎么说的。谢玉堂从此回家都骑自行车。当谢玉堂把自己家的“浑水”挑到自留地里，这位母亲是怎么说的？谢玉堂从此再也不把自己家的“浑水”往自留地里挑了。当谢玉堂被降职到牟平观水去当公社书记的时候，这位母亲又是怎么做的？她跟着儿子去，给儿子当后台，当靠山。这年正月十五，母亲破例做了灯碗，把元宵节过得喜庆有力量。——这一章的开头就是这种喜庆的气氛，在喜庆的气氛中掩盖着什么，是沮丧吗？是悲摧吗？这种以喜掩悲、使悲更悲的写作手法，很难拿捏，但我必须完成这样的高难度写作。我完成了，一个母亲的高大形象立起来了。顶天立地，伟大可亲。你想，有这样的母亲，她的儿子能不优秀吗？

第二个故事，是一个“理想”的故事。理想是一切成功的基石。书中写了两个人，一个叫宋永果，一个叫邵刚。宋永果在书中135页开始的“中国苹果苗木第一村”这一章里。他是中国苹果苗木的领头人。自改革开放初期，就与小草沟村支部书记宋永诗一起开辟中国苹果育苗工作，使小草沟成“中国苗木第一村”。成立公司后，坚持育苗的连续性和创新性。自1992年成为国家农业部山东联建果树无病毒苗木基地以来，坚持30年做农业部项目不动摇，其公司培育的苹果苗木注册了“小草沟”商标。2020年“小草沟”品牌被推荐为中国苹果产业榜样品牌。书中写的苹果品牌的基层创造者龙口南村果园的老总邵刚（P244-269），他立志30年做最好的苹果“D.D.D”品牌的理想，鼓舞着他坚定不移地走下来，今年他创佳绩：其品牌商标D.D.D，和“紫弘”苹果品种赫然列在中国苹果百强品牌的“企业品牌”和“农资品牌”中。这两个人，几十年如一日，坚持不懈为一个“理想”而奋斗，书中讲得他们的故事，在很大程度上是我们中国苹果产业发展中很多大咖的缩影。

第三个故事，就是人的一块骨头。这个故事讲的是书中119页第七章“‘地下’秘密育‘富士’”中的苹果技术人员刘志坚。书中上到中国科学院院士，下到一般田间地头的技术员，什么样的苹果技术人员都有，为什么单单讲刘志坚呢？原因很简单，就是刘志坚身上有一块骨头，这块骨头就叫“坚韧”。刘志坚出身于一个富裕家庭里，在唯成份论的年代里，他虽然学习成绩优秀，却只能上农业大学。他在学校里就写了入党申请书，直到几十年后的改革开放新时期，他才入了党。在文化大革命最艰难的年代里，他冒着被扣上某种帽子的危险，像地下工作者一样，愉偷地秘密培育富士苗木。在全国培育富士苗木都失败的时候，他用几年的时间，仅凭着省果树所的老乡给的三个芽，就跟一位果农土专家一起研究出了新的嫁接方法，培育成了富士苗木基地，摘取了省市两级科技奖，再后来，他从县里调到市里当果科所所长，直到他七十五岁高龄，还身兼五省市苹果基地顾问和多家刊物的顾问。他用自己一生的追求，书写了一份“坚韧”的人生答卷。他只有一个目标，那就是培育出好的苹果苗木，让烟台的苹果走在全国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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