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朗：成为神童的代价

原创 芝士咸鱼 十点人物志 

前些日子，郎朗和妻子吉娜·爱丽丝在机场被偷拍，镜头里，妻子拿着多数行李，郎朗手中却空无一物。当事人并无表态，看客却愤怒异常，郎朗双手价值上亿，可他的妻子爱丽丝也同样是位钢琴家。

更何况郎朗37岁，身量较少年时代略增几分。而妻子爱丽丝刚满24，德韩混血，明眸皓齿。

这本是夫妻的生活私事，因公众人物身份生生被摊在阳光下，郎朗起初在微博道歉，“我以后得多帮我老婆提些行李。”看客又不乐意了，什么叫帮呢，里面没有你的行李？

见效果甚微，隔了两日，他又上传一则短视频，摆拍自己吃火锅时为妻子夹菜的片段，既似力争清白，又像讽刺。

郎朗是位名扬四海的钢琴家，但如今，他在很多人眼里弹琴时表情浮夸，生活中不修边幅的胖子。

他向来不爱做表面功夫，对凡事都有自己的衡量。这些年逐渐转向低调以后，他在音乐上的世界级成功却逐渐被淡忘。

哪怕在众多名流巨星中，郎朗也是极为特殊的一位。他的身上同时凝聚着中国式家长的期盼，与美国人信奉的 “通过不懈奋斗便能换来美好生活”信念。

面对我们的采访，这位颇受争议的艺术家毫不掩饰自己曾经“功利”的那面，又透露出前所未有的坦诚，他以“过来人”的身份向我们分享他这三十多年遇到的困境：

“有的时候差那么一点，如果意志力跟上了，就上去了。你的意志力没有跟上也就下来了，就差那么一点点。如果能扛过去，就会看到更高的一座山，就是这样”。

天才

郎朗第一次和钢琴打交道是在1984年的某个午后，两岁的孩子看着电视里的《猫和老鼠》有些痴了。

屏幕里，汤姆猫身穿燕尾服，系着白领结，活灵活现地走出来，向观众鞠躬，接着在琴凳坐下，开始演奏钢琴，吵醒了正躺在琴弦上打盹的小老鼠杰瑞，起初节奏轻缓，随着猫和老鼠的不断斗争，钢琴节奏也随之愈来愈快。

▲ 《猫和老鼠》剧照

尽管汤姆的手看上去像意大利面条，两岁的郎朗也压根不了解什么是钢琴家。不过那时他仍然觉得：哇，做钢琴家真酷。手中不停跳跃的黑白键，迸发出每秒音符，仿佛在玩游戏。

郎朗踮着脚，跑去家里的立式钢琴边，弹出几个与电视里相似的零碎音调。本来父亲朗国任还在犯困呢，瞥到儿子的行为时顿时清醒。

这是个天才，郎父在心里想，眼睛也随之发亮。

朗国任本来就学二胡多年，虽乐器不同，乐感却相通，孩子有没有天分一眼就能看出。当然，为了确认，他也找来好几个专家跑来试郎朗的反应和灵敏度，结果如他所料。

他带着郎朗拜访沈阳成立最好的音乐老师朱雅芬教授，让孩子去弹一会儿钢琴，朱教授顿了一会儿，“我会收他做学生，郎朗有天分。”

 “您认为郎朗到底多有天分。”

“相当有天分。”

多数父母听到这话都会欣喜不已，郎国任却没露出笑意，反倒追问：郎朗一定要在全中国弹钢琴拿第一名。然后是在全世界。这可能吗？

问题问出的这一瞬间，朱教授就意识到，郎朗的父亲对孩子成功的迫切。

郎朗无疑是有天赋的，他有敏锐的耳朵，宽大的手掌，和与生俱来的节奏感，不过朱教授看重的是他对钢琴的精神，小小年纪，就有为了钢琴愿意放弃一切的执拗。

至此，郎朗3岁正式从师学琴，5岁在沈阳当地办公开独奏，9岁拿全国第一。

对成功的渴望不仅是父亲郎国任，郎朗也同样这样想。采访时他告诉我们，“从5岁开始。我就觉得比赛是走向人生巅峰的。”

很快，郎朗就在沈阳小有名气，郎国任乐见其成，然而在他宏伟的音乐版图里，这只是极微小的一步。恰逢朱教授也建议，以郎朗的天赋一直留在沈阳对未来很难有帮助。和朱教授谈话后，郎父思前想后考虑了很久。

▲ 郎朗和父亲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他对音乐沉迷已久，可特殊环境下，很难有所成就，他本以为心底里野性的部份只是幻梦，而这时，他找到了一个合适的寄托点——儿子郎朗。

郎国任狠下心，义无反顾地辞去工作，带着郎朗去北京求学，到最好的中央音乐学院附小，还特意让郎朗的母亲则留在沈阳，一是用微薄收入支撑着漂泊在外的父子，二是让郎朗离开熟悉的环境与母亲的慈爱，专心练琴。

所有人都说他们疯了，只有郎父坚持：他们不了解我儿子的天才。

说这话时，他忽略了儿子郎朗看到那封辞职信时欲言又止的神情。

矛盾

刚去北京，郎朗父子二人住宿环境极差，住的是地下室，几家人共用一间卫生间，琴谱都被老鼠啃了。天热时，郎国任只能将薄书作扇替正在练琴的郎朗扇风。

父子俩吃着最便宜的打折蔬菜，忍着邻居动辄上门抱怨的声音，支撑他们的唯一动力就是要在北京上最好的音乐学校，跟全国最优秀的人比赛，然后获胜。

郎父托关系找了位中央音乐学院的教授，郎朗第一次见到那位教授时，对方面无表情地问他有些什么本事，郎朗有些紧张地弹完一首曲子，教授支着下巴“还凑合”。

跟着这位教授学习期间，与以往郎朗在沈阳时常受到的褒奖完全不同，他还没弹一会儿就会被叫停，教授不苟言笑地说他 “弹琴像东北人种土豆，精神头像打砸抢。”

形容得极为不堪。不久，教授不愿继续教他，还告诉郎父，郎朗非但不是天才，连音乐学院都进不了。

郎父刚辞去沈阳特警支队这样的“铁饭碗”，和儿子破釜沉舟来北京。郎朗也一路顺风顺水，虽然父亲教育严厉，却始终浸泡在褒奖与赞扬的蜜糖中成长，多少有些“傲气”蕴含其中。

冷不丁，有人告诉他们之前关于“第一名”、扬名中外的想法都成了梦。命运仿佛一把巨锤，把父子俩直直锤晕了过去。

倘若回沈阳，他们会成为那些亲戚朋友口中的笑柄，而继续留在北京，也前路无门。进退两难间，父子关系尤为剑拔弩张，郎朗练琴的时间越来越长，两人之间的交流却越来越少。

多日来的愤懑之欠一个爆发点。就在某一天，郎朗从学校回去晚了，耽误了练琴时间，虽然心理早有准备回家后迎面而来的会是父亲的责难，可当他小心翼翼地步入家门时，还是不曾料到父亲如此声嘶力竭：

“你都上哪儿去了？回来这么晚！你把自己的生活毁了！你把我们所有人的生活都毁了！”

郎父甚至告诉他，他没有理由再活下去了，边说，边递给他药瓶，给他两个选择，跳楼，或是吞药。

在郎父看来，这不过是一个有些过火的威胁，里面装的也只是普通药丸。在郎朗看来，却成了多年后仍无法诠释的噩梦。

朗国任是中国父母最常见的一种类型，曾经的梦想是当二胡独奏家，每天在小树林里独自练琴，在1500人里脱颖而出进的部队文工团。

可经历了特殊年代的洗礼，他的梦想成空，便将未完成的梦投射到孩子身上，他将郎朗的未来同样视作自己的终生事业。

年少时成名，父母的决策相当大，有时会产生一些很积极的东西，有时则是毁灭。

与父亲矛盾爆发之后的一段时间，郎朗厌恶练琴，感到厌恨父亲，他用拳头猛击墙壁，如同拳击手猛击自己的对手，还曾发誓再也不练钢琴。

郎朗和父亲最喜欢的音乐家都是莫扎特，不同的是，郎朗喜欢的是莫扎特音乐里天才且神经质的一面，而父亲则为莫扎特的故事感动。莫扎特是音乐神童，在他父亲的引导下奔赴成功，郎父看来，父子俩共同获得了不朽。

他却忘了莫扎特被批驳的自理能力，与爱说大话、傲慢等缺点，莫扎特结婚没有告知父亲，也缺席了父亲的葬礼。人人都说，老莫扎特是卓越的音乐教育家，却是失败的父亲。

郎朗后来的成功，也让无数家长都怀揣野心想要制造出第二个郎朗。然而，他并非是第一个钢琴天才，此前，殷承宗、孔祥东等人都在钢琴演奏领域颇有建树，可无论此前此后，都只有一个郎朗。

郎朗是天赋+机遇+努力的结合，无法轻易模仿，其次，背后的代价也不可忽视。

对朗国任来说，郎朗既然已经成功，此前种种只有感慨没有遗憾，而对于郎朗来说多年来父亲长期咄咄逼人，让两人之间的关系难以贴近。

好在，他们的目标一致。在采访时，郎朗提到“比赛拿到第一名以后，别人看到你，一点一点闪光。”

这是他的愿望，也是父亲朗国任的愿望。

少有的温情时刻是在一次郎朗出国比赛后，拿下了第一名，镜头一扫，恰好是朗国任看着儿子弹奏的身影，抹掉自己脸上的泪珠。

在此之前，朗国任几乎从未哭过，当郎朗后来再问此事，只见父亲装作一无所知：我什么时候哭过？你看到我哭过吗？

Grate&famous？

15岁那年，郎朗远赴美国柯蒂斯音乐学院求学，这是美国极富盛名的音乐学院之一，一个天才被扔进一群天才之中，其中落差可想而知。

西方音乐也讲究血脉纯正，很多教授们总觉着东西方文化背景的差异下，东方人弹不好那些西方深度乐曲。

郎朗心知肚明，如果自己想有所成就，必须得比西方人弹得更好，而且不止好一丁半点。

这对郎朗来说，像是场优胜劣汰的丛林法则，而他游刃有余于其中规则，他将每场比赛看作一场决战。钢琴是他的武器，他想借此打动所有人。

郎朗自身的心态上，属于很有竞争心理的人。到了现在的人生阶段，他在采访中回味那时的心理，也有一些反思：我的心态太过于激进，太重视所谓的名次，总是在想怎么样得第一名。

大几岁的学长告诉他：你要当伟大的艺术家，great artist，这才是你的人生目标，人生不能只追求famous，太俗了。

郎朗卯足劲儿向著名钢琴家的路子奔去，谁也不能规定伟大与名望相悖，“（在乐坛能不能站住脚）关键是你弹得好，弹得好，就是伟大的音乐家。”

真正的职业转机出现在1999年。

芝加哥的纳维尼亚音乐节上，原本的钢琴师身体不适，17岁的郎朗是第五替补，前面四个替补要么同样身体不适要么对谱子不熟，这才轮到他上场。

时运来了，挡都挡不住。

这是场世纪明星音乐会，在场的音乐家都是20世纪最伟大的那批，对于十七岁的少年，这是个极为难得也极为危险的机会。

弹好了自然一夜成名，然而一旦演砸，他在这行业可就一辈子都出不了头。

有些惧怕挑战，有人却天生是征服者，压力成了动力，危险反倒摇身一变成了诱惑。郎朗演奏完毕，掌声如雷。

半个世纪以前，张爱玲就曾说过：出名要趁早。这件事成了郎朗人生中的转折点，名望之门突然向17岁的少年打开。

一星期内，美国五大乐团中有四个打电话邀约，《芝加哥日报》称这是音乐史上的奇迹。那时郎朗特兴奋：我的时代终于来了。

采访间隙，我们聊到朗朗多次与世界顶级乐团合作的体验，他告诉我们：

每次合作时，你会在登台前一天想起，曾经有怎样伟大的音乐家也在这登台表演过，这在无形之中有很大压力。但是没有压力就没有动力，没有这样的经历，我不能去突破自己。

名望之后

2007年，郎朗登上中国福布斯名人榜，仅次于姚明之下，又将关乎古典音乐的国际大奖拿了个遍，还被授予“联合国和平使者”，这些年来，他迅速积累起大量财富与外界认可。

既有巴伦勃依姆等杰出前辈赏识，又有长期演奏会票房第一的商业实力。他已经达成儿时的梦想，成为赫赫有名的杰出音乐家，达到自己目光所向的名望巅峰。

在这之后，他还能做什么呢？

早年的留学经历让郎朗意识到，除去音乐学院圈子的专业人士之外，多数人对古典音乐全无概念。圈内人人皆知的伟大音乐家，只要出了这个圈，对普通人来说，甚至闻所未闻。

不知何时起，古典音乐成了一种高屋建瓴的东西。

听众中，上了年龄的老爷子老太太占据多数。早年间，莫扎特、李斯特那个年代里，大家都在一个小屋子里，自然得讲述曲子的寓意，而不是如今这般，演奏家们连笑都会被视作讨好观众。

“我们就像那种怪博士的感觉，那种在科幻电影里面的那种，好像跟真正的世界有隔阂。”

郎朗想着，等他能在古典音乐领域站住脚的那天，一定要改变一些东西。

于是，才有了后来的一系列举动。他和虚拟歌姬洛天依合办演唱会，又参加综艺节目《吐槽大会》，穿着一身严肃的深蓝西装，头发梳称光滑油亮，开口却是：山丹丹那个红艳艳。

这与人们心中音乐家的形象大相径庭。

2016年，他与重金属乐队在格莱美合作演出，一些守旧的乐评人口诛笔伐，郎朗带着东北口音模仿乐评人们的模样“这么弹肖邦不高兴，那么弹莫扎特要跳河。”

但他心底压根不在意，别人越让他“应该”怎么做，他却如同叛逆少年，偏不去这么做。郎朗告诉我们，“艺术就该这么反复地摩擦”。

早年间，他一直保持这一年150场演奏的高工作量，也接了很多品牌代言与广告，音乐会票价比明星更高，有人说他过于商业化，会沦为工匠，而不是大师。

郎朗直接驳了回去：“我自己乐意，用不着别人管，我觉得什么适合我，我就走什么路。”

古典音乐这类高雅艺术领域，对已然站住脚的郎朗来说，做个众人交口称赞的大师，名望利益不在话下，他的反叛精神，倒真有几分艺术家的洒脱。

他仿佛还是那个两岁时被《猫和老鼠》打动的那个孩子。

郎朗从没将古典音乐视作特定人群才能欣赏的阳春白雪：“听音乐，主要是往情感上听。因为在音乐的世界里最后都是讲的人性。”

或许正是音乐里的人性，让他遇见了如今的妻子。妻子吉娜性格温柔，恰好弥补了他性子里急的那一面， 曾经的天才琴童已经37岁，逐渐步入中年。过去的三十多年里，郎朗始终保持着紧绷的一面。

如今，郎朗终于学会放松自己。

偶尔也会忆当年，想着那时有人提供经济帮助，他和父母便不会有那么多的困难与压力，虽时间再回不到过去，他却想帮助更多的孩子。

“重振古典音乐”成了他的自我使命。早在十年前郎朗就曾在纽约建立基金会，去年又在北京建立了基金会，他想让那些有才能的孩子都能爱上音乐，而不用因为现实停步不前。

采访期间，郎朗如同演奏会中那般，穿着挺阔的西装，神采奕奕，看上去极为自信。不过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却是他说过的一句话：

“音乐改变了我的人生，我也希望音乐能改变所有人的人生。”

那一刻，他的眼中有一簇微弱的光。

注：图片源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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