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最终迁徙何方 ———汪泉小说《西徙鸟》读后

于我而言，《西徙鸟》是一部比较难读懂的小说。但这并不是指这部小说的文字阅读有什么障碍——作者的文字风格是颇具个人特色的那种具有节奏感的流畅——而是说，想要弄懂作者表达的思想和主题，需要颇费一点思量。因此，必须静下心来，一行一行、一页一页地仔细阅读。于是便读出了一些意蕴。

汪泉讲述的是一个关于水源神秘消失的西部故事。

水源的干涸与湖泊的消失是自然现象，解读这现象的方式有多种。自然科学关于“全球气候变暖”、“大气环流改变”、“臭氧层洞穿”等等学科的理性解读当然是最准确的，结论也大多是理性的，但那是科学家们“晓之以理”的事情，大概普通人也很少有人读得懂自然科学论文，那么，就需要文学“动之以情”了。

作为小说家，汪泉在解读人性自觉的与不自觉的“恶”中，发现了水源“干涸”的秘密。

生活在西部石羊河流域“涿野泽”的芸芸众生其实是十分珍惜和爱护那片湖水的。在这里，任何人污染了湖水都要接受惩罚。惩罚的规矩是祖上传下来的“鞭挞”或者“驱逐出境”。但严厉的惩罚措施并没能够阻止石羊河的干涸与涿野泽的消失。当芸芸众生赖以生存的物质意义上的“生命源泉”、“涿野泽”神秘地干涸之后，众生的命运也就改变了。于是，高戛戛和胡喊山们无可奈何地成了“西徙鸟”，不得不离开祖祖辈辈生活着的土地，去找“有水的地方”。

作家以文学理念解读这个故

事，便得到一个给予人情感震撼的必然结论。多米诺骨牌的倒塌决定于第一张牌。在汪泉看来，涿野泽的消失，石羊河的干涸，是人与人性之“恶”在造孽。

高戛戛的恶作剧令“胡五十六”和“辛水莲”逃离这片水域私奔了，他们去了哪里呢?石羊河的上游、玛雅雪山的脚下。他们在那里干什么呢?———逮旱獭、挖锁阳、铲发菜、抠草皮、掘药材、刮地皮、贩卖冬虫夏草——为了“活着”，他们做的这些事情很“具体”。但抽象地概括，却只有一个自然科学和环境保护学方面的概念，这就是“破坏自然环境，毁掉林木草场”。但他们“富裕”了。“不到五年时间‘胡五十六\’和辛水莲已经有钱了”，“走起路来，满身都是叮叮当当的声音。”于是，“十里八乡的人都进了山，像秋天的蚂蚱一样，铺天盖地展开了挖药行动。”在某个历史背景不明的年代，土匪也赶来凑热闹，土匪手中的火把点着了草场，火势之巨，却非人力可以熄灭。后果令人震惊——玛雅雪山的“白帽子”缩小了，冰川也消失了。缺失了“源头活水”的“涿野泽”必然干涸。高戛戛、胡喊山们只能背井离乡，去寻找新水源。他们到了一个新的地方，便重新开始“逮旱獭、挖锁阳、刮地皮……”继续“破坏自然环境”、毁掉赖以生存的草场。于是故事重演，循环往复，没有止境。———不，“止境”会来到的。

在汪泉的故事里，胡喊山这样的“西徙鸟”们可以向西迁徙，但毕竟，他们还是在中华民族共同的祖先的土地上迁徙。你看，尽管胡喊山们迁离“涿野泽”闯入了“熬日格勒”，藏人“尕旦阿卡”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胡喊山们的迁徙，离国境线毕竟还有一段距离。但是，当“西徙鸟”们一代一代地将涿野泽干涸的故事祖祖辈辈续演下去的话，他们的西边，还有土地草场和水源可供迁徙吗?“止境”到来时的最终结果，就不是我可以明说的了。这世界上的哪一场战争，不是为了“争夺生存空间”而爆发的呢?你看，随着岁月风尘的流逝，“胡五十六”不是“成长”为“胡四爷”了吗?在小说后半部，胡四爷已经演变为“刮地皮”的组织者、领导者了。那片名为“熬日格勒”的土地和草场步涿野泽后尘的命运，便已经被注定了。

《西徙鸟》是一部小说，但我更愿意把它理解为一部寓言，一部人与自然关系的大寓言。而这种寓言式的小故事在书中也俯拾皆是。你看，“胡老二”吃了“锁阳”要“壮阳”，结果涨得要用铁环降温却不能如愿;其中的小故事和作者描写得极为生动的情节，不是都隐喻着一些什么意思吗?

地处祖国西部的小说家汪泉早就在探索生态小说的写作，前些年已经有《白骆驼》面世。现在，他又推出了《西徙鸟》，更深刻地思考生态小说的表现内容和写作方式，我以为，这无疑是他在“西部生态小说”写作题材和表达范式上的又一个突破。这使得我想到了一部杨紫琼、张曼玉和梅艳芳担纲主演的名为《三女侠》(似乎是这个片)的故事片，那也是一部关于“水源”的令人情感震撼的好故事。在许多年前，香港文艺工作者也已经未雨绸缪地开始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了，并且用电影表达他们思考的结果。在影片结尾，经过与恶势力的生死搏斗之后，“三女侠”最终找到了干净的水源。没想到汪泉在《西徙鸟》结束时，也描写“涿野泽”返老还童又有水了。我不知道现实是否如此，但我觉得如今写小说一定要留下一个理想化的“光明的尾巴”，大概不能算是一个“胜笔”——这是韦小宝韦爵爷(金庸小说《鹿鼎记》主角 )评论国画的概念，“胜笔”对仗“败笔”，姑且借来用一用。

读完《西徙鸟》之后，我有这些胡思乱想，真的不清楚我是否读懂了这部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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