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妇女多奇志 儿女情短气魄长 ——晚清新思想启蒙乐歌《自由结婚》歌词节选

如果，你像我一样，对有关中国女性争取平权的努力之路，有着高于猎奇的兴趣与关注。

那么，推荐你读一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今年63岁的夏晓虹老师，撰写的两本研究晚清时期妇女地位和相关运动的心血之作：《晚清文人妇女观》和《晚清女性与近代中国》。

别怕，这不是难懂的学术论文集，书中有好些令人称奇的巾帼故事。

改造出新中国，要自新人起，莫对着皇天后土，仆仆空行礼。记当初指环交换，捡着生平最敬最爱的学堂知己。任你美妙花枝，氤氲香盒，怎比得爱情神圣涵天地？……如今是婚姻革命，女权平等，一夫一妻世界最文明……

“化为女人”的男人

“化为男人”的女人

在这本书中，作者夏晓虹领着我们进入了晚清女性生活与思想“天翻地覆”的历史场景：不缠足运动还妇女健全体魄、女子结社凝聚妇女力量，女学堂兴建和女性国民意识的觉醒，更使她们开始具备自立自强的品格……

凡此种种，晚清女性确是处于一个“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经历着她们的前人无法想象的一切，自觉或不自觉地踏上了走向中国妇女解放的道路。

在晚清女性的生命故事中，有两类关键性的人物：一类可谓“化为女人”的男人，另一类可称“化为男人”的女人。

此处所讲的“化为女人”的男人，是指那些代替女性发出声音、伸张女权的知识精英。这里或许会有人奇怪：明清时期才女颇多，何以发展到了晚清却需男人站出来代为发言？

仔细想想便知，中国古代妇女长期、普遍处于弱势地位和“失声”状态，就算是位才女，能做的，也多是用纸笔吐露些闺中情愁而已。有几人能够和男性站在同一平台上发出女性的声音？

绝大部分女性早已被封建礼教驯化，以柔顺和服从为美德。做妻子的若是话太多，想法太多，就会被认为有离间家庭和睦的可能，距离被丈夫合法“休”掉的时日就不远了。

所以，真正有实力为当时女性“说话”的，其实多数还是男性知识精英。但在近代以前，有此平等思想的男性，数量实在有限。

这些知识精英们，当时普遍已经接受了西方有关男女平等的先进思想，开始更多地关注妇女问题，为女子能够放开小脚、接受学校教育、参与社会事务而呼号，他们的参与热情有时甚至比妇女们自己还要高。

再看“化为男人”的女人，更好理解——她们是那些力争男女平等，事事以男性为衡量标杆的女人。

恰如夏晓虹所指出的那样：晚清妇女生活中出现了不缠足、女学堂、女报、女子团体、婚姻自由等诸多新因素。这些新因素，尤其是女子学校教育的兴起，使得一部分女性的男女平等与女权意识渐强。这些女性也想和男人一样，走出家庭，干出自己的一番事业。

她们无疑非常勇敢，且做出了重大贡献。但凡事都和男性“一模一样”就是真正的男女平等了吗？这个问题值得商榷，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在当时那个年代，无论是“化为女人”的男人还是 “化为男人”的女人，在追求男女平等、妇女解放的道路上，始终离不开最大的时代主题：国家独立、民族复兴。

蔡元培的《夫妇公约》

和秋瑾的抛夫弃子

婚姻、家庭一直是传统女性的生命主题，在晚清时期也不例外。当时著名的教育家、政治家蔡元培先生，在这方面的先进意识，至今还值得我们尊重。

说到他，就不能不提到他在1900年写下的那则《夫妇公约》，共25条，阐述了自己对新式婚姻中夫妻地位、家庭分工的理解。他用“主臣”一词来描述夫妻之间的关系，并将禁止缠足放在一个重要的位置。

这份“公约” 将婚娶条件、家庭责任、婚姻自由、离婚合理、再嫁自由诸义，俱囊括其中，堪称当时的奇思妙想。

或许不少女性读者看到蔡元培把妻子的地位定义为“臣”，还会有些不太满意，但在那个时代，把女性当做仆人甚至奴隶一般看待的，仍是大有人在。蔡先生能在“公约”中将男女置于平等地位，强调女性的独立人格，已经领先时代许多了。

值得一提的是，蔡元培自己的一生中，也确实遵守了《夫妇公约》，是个男女平权的力行者。

就在蔡元培撰写《夫妇公约》的那年，秋瑾的婚姻刚步入第五个年头。说起这位“鉴湖女侠”，大家对她最鲜明的印象就是位激情豪迈的革命者，或许很少有人深入了解过她婚姻生活中的心路历程。

夏晓虹在书中还原出了一个更为真实的秋瑾：出身官宦家庭，嫁给小她4岁的富家子弟王廷钧，婚后有儿有女。这样的婚姻在外人看来应当算得美满，她缘何闹起“家庭革命”，最终抛夫弃子呢？

原来，秋瑾特别爱读《芝龛记》，这是清朝的一部传奇戏曲，主要叙述明代女将军秦良玉、沈云英战功的故事，这两位女中豪杰的事迹，深深激发了秋瑾“做乾坤中一奇女子，于天地间留大名声”的斗志。

她的丈夫王廷钧则无此大志，相反，他热心功名，热衷俗务。秋瑾对这样的家庭也渐渐少有留恋。终于，1904年，还不满30岁的秋瑾，毅然告别丈夫和一双儿女，自费东渡日本留学。

东渡日本后，因与革命派人士交往，秋瑾的思想日趋激进，加之因留学费用紧张，与丈夫的经济冲突更加加剧。这使得她对丈夫的感情，由不满急转为憎恶。回国后，她发表公开声明，脱离家庭，全心投入革命事业，直至被捕就义。

或许你会觉得，秋瑾从某一个角度讲，是位不太负责的母亲。但也有史料显示：她当初脱离家庭，是担心起义失败，牵连家人。我觉得，后一种解释更贴近一个真实的她。要记住晚清是个剧变的时代，晚清女性的生命中，也有着我们今日无数女性无法想象的可能与抉择。

这个女孩名叫吴孟班

“嗜学堕胎”的就是她

说起晚清时期的奇女子，大家都晓得秋瑾，却几乎没人听说过吴孟班吧？与秋瑾相比，我个人觉得吴长姬（字孟班）更有勇气和才华。可惜，她去世太早了。

吴孟班生于光绪九年，即1883年，浙江湖州归安（今湖州）人。她去世的年龄，有说18岁，也有说19岁。至于夺去她年轻生命的“时疫”，据当时国内报纸的记述，应该是当时东南盛行的“喉症”——不知用现代医学词汇描述是哪种传染病，但据说当时为害甚烈。这一点从在日本留学的章太炎的记录中可得佐证：“顷闻沪上喉证犹多”，“罹疾死者，先后至万余人。”

作为中西女塾的一名女学生，吴孟班可谓才华横溢，“于中西语言文字无所不通”。韶华早逝的她，仅为世人留下了两篇文章，第一篇《拟上海女学会说》，公开发表在上海《中外日报》上；还有一篇是给《中外日报》的主持人汪康年写的信。

在吴孟班短暂的生命中，最惊世骇俗的举动，大约就是她“嗜学堕妊”了。

当时，新婚不久的她发现自己怀了孕，于是背着丈夫把孩子打掉了。丈夫邱震（字公恪）得知后大为惊骇，问她是什么缘故。

她回答说：“我生了儿女，要教育二十年，才能够成就一个人才，而我自己不免要作重大的牺牲。现在我奋志求学，只要五年，就可以成就一个人才了。那我们为何要为了二十年后的人才，先牺牲五年后的人才呢？”

这番言辞放到现在来看，无疑是有失偏颇且十分激进的。但是，撇开吴孟班当时还非常年轻、缺乏生活阅历这点来讲，晚清时的中国是什么局面，想必大家也知道。在这内外交困的家国危难之下，一位有志青年渴望全身心投入救亡事业、为国家奉献一切的急迫心情，放在这个特定的前提下来看，也是可以理解的。

值得一提的是，她的丈夫邱震，也是一位维新志士，因为受到政府迫害，不得已东渡赴日游学。妻子因病去世后，邱震悲痛万分，不久便病养归国，再不多久，也病逝了，年仅24岁。

前辈们努力换来的

我们应该好好珍惜

读完这本《晚清文人妇女观》，你或许也会像我一样，更加感慨今天女性自由生活的来之不易。然而，虽然身处和平富足的环境，现代女性仍有诸多困扰。她们虽然不缠足了，但各种整形美容医院的广告，分明仍在大力宣传中国男性偏好的审美标准：丰满的胸部、娇小的面庞、纤瘦的腰肢，清纯、柔嫩，楚楚可怜……

又比如，当职业女性面对怀孕生产以及育儿带来的精力与金钱的损耗时，基本上都是自己承担。“让妇女回家”的声音时不时在各种场合出现；“干得好不如嫁得好”的论调也从未消失。这一切都在提醒我们：有些观念，不会轻易随时代改变。

在决定“回家”前，各位女同胞，请读一读夏晓虹的《晚清女性与近代中国》《晚清文人妇女观》等作品，这会让你了解，历史上的仁人志士费了多少力气才使女性走出家庭、走入社会；也会让你明白，保持社会交往、参与社会生产对女性的重大意义。

早在上世纪二十年代，著名作家茅盾就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国家社会及对手的男性，即使会从女性为妻为母的‘忙\’里认识她们的价值，然而未必肯承认她们的地位；正如资本家虽然从劳动者的血汗上认识劳动者的价值，然而何尝肯承认劳动者的地位。”

现代社会，新的“主臣”关系和依附关系，或许就会在你不经意间，换种方式再度萌发。且记取秋瑾对姐妹们的敬告，不能自强自立、全要仰仗他人的结果往往是：“身儿是柔柔顺顺的媚着，气虐儿是闷闷的受着，泪珠儿是常常的滴着，生活儿是巴巴结结的做着。一世的囚徒，半生的牛马！”前人为我们披荆斩棘，开辟了一条自由之路，女同胞们，且行且珍惜。

这份《夫妇公约》，将婚娶条件、家庭责任、婚姻自由、离婚合理、再嫁自由诸义，俱囊括其中，堪称当时的奇思妙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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