策略的合法化必须耦合时代的变迁 ——纪录片《商鞅变法》的局限性 杨亮

在中国历史的拐点处，商鞅是一个无法绕开的人物。他在恰当的时机，恰当的地点准确地出现在秦国的舞台，扛起了秦国一统天下，灭六国的旗帜。然而，历史又是那么的血雨腥风，在秦国即将如日中天之时，商鞅又被急匆匆地拉入历史的幕后，成为一座大厦即将擎起的奠基石。而此时商鞅为秦国擘画的“制度蓝图”却在一代代秦国后继者的灵魂深处“制度化”“结构化”“合法化”，成为秦国雄霸天下的软资本和净资产。纵观历史，在战国，一个弱肉强食的时代，一旦某位国君掌握了一种克敌制胜的“军事法宝”，那么国家的版图、君主的国威、财富的聚集就会变得唾手可得，而此时摆在君王面前的唯一选择就是：“将权力的运用变得结构化，使其以间接的、隐蔽的、无意的甚至是潜意识的形式，将结构化的权力渗入臣民的身体和意识。”这一点，商鞅做的堪称完美，虽然自己最终也成了结构化权力的牺牲品，但是在历史的拐点处，“商鞅变法”所造就的中华民族大一统的格局却在历史丰碑中化作永恒，成为一代政治家彪炳史册的功勋。

在商鞅未露端倪之前，他只是魏国丞相公叔座的门生，公叔座去世之前曾竭力举荐给魏惠文王，可作为一个不起眼的后生，怎能入得了一国之君的耳目？或许“历史没有先见之明，也不能选择捷径，只能在结果未出现之前，让一切渴求生长的力量承受萌芽状态的压力和默默无闻”。然而作为一个即将破土而出的种子，它注定是要迎接阳光和雨露的滋润的，如商鞅一样，一个渴求富国强兵的君主正在远方向他招手，这个人就是秦国的君主秦孝公。

公元前年，被称为“戎狄之俗”的秦国地处荒蛮的西部腹地，文化落后、经济匮乏、国力衰微。而此时继位的君主秦孝公刚刚岁，看到满目疮痍的秦国，他焦虑不已。而此时更让其忧心的是相邻魏国凭借其强大的军事力量，不断蚕食自己国家的领土，秦孝公觉得秦国不变法只有死路一条，而改革的第一步必须招贤纳士。或许历史偶然中的命中注定，让商鞅抓住了改变自我命运，改变中国历史走向的一次难得机遇。此时我们回到前文提到的恰当时机与恰当地点，恰当时机是魏国国君不愿意接纳像商鞅这样的年轻人，而此时秦国国君却发出了“谁要能帮助我秦国变得强大，我愿与之分土地，跟他共富贵”的优厚待遇。财富、地位、荣誉，即使当时商鞅不出现，相信也会有与商鞅一样的人出现在秦国。所以，笔者认为，历史的选择充满偶然性，但是历史所标注的人物的才能和智慧却是不容挑剔的，当然，我们不排除时机和地点的完美对接。或许商鞅就是这种完美对接的不二人选，虽然我们无从考证。

到达秦国后，商鞅三次拜谒秦孝公后，才亮出治理国家的“霸道”主张。前两次分别是“帝道”和“王道”分别对应现在的无为而治和以德治国。当然，作为历史的发展趋势，这两者无疑应该成为治国之道的首选。可当时的秦国太落后了，包括经济、文化、农业等等。作为一代君王，秦孝公的执政期限也是有限的，他希望国家在短时间就能雄霸一方。于是当商鞅亮出“霸道”的法治策略后，秦孝公胸中的烈火顿时燃烧了起来，为了这一刻，他已经急不可耐。秦国的变法由此展开。

春秋战国时代，是一个充满欺诈、残忍、悲烈的时期，所有心慈手软的人都将会被历史淘汰出局。而秦国的富国强兵的法治策略恰恰适应了这个时代的需求，所以说代表了当时历史前进的方向。但是从今天来看，孔孟代表的“道”依然是时代前进的理论资源，不会过时。当然，我们也不能过于苛求商鞅的“术”，毕竟秦国现实的问题不解决，它就可能被其他诸侯国吞并掉。现实的问题必须占领虚无缥缈的未来，只有这样，秦国的后顾之忧才能解决，也才有机会雄踞一方。

在我们的印象中，商鞅变法是从“立三丈之木於国都市南门，募民有能徙置北门者予十金”开始的。其实，作为一个外族人，又是一个年轻人，而且还籍籍无名，商鞅这样做也是为了获取百姓的信任，为其变法做民意上的铺垫。有了民意，变法的阻力就会大大减少。以废除井田制，推行新田制来说，井田制把九百亩土地分成九块，边缘八块为私田，成果由耕田者所有，中间一块公田，由八块耕田者耕种，成果由将相王侯所有。新田制实行土地私有，不论大小好坏，一律收税。相比较而言，井田制国家得到的税收相对较少，而新田制对国家来说，财政收入则大大增加。所以说，农业上的变法最终是让国家增加了一种赋税。然而，对当时的老百姓来说，要想获得土地何其难，于是商鞅制定了铁血军规，没收贵族手中的特权，按军功授爵，就是为国杀敌，依据杀人的多少换取土地，还有可能成为贵族。从今天来看，以屠戮的方式赢得财富和身份，不仅是一种人性的摧残，而且极易造成一种人人自危的恐怖感。这种平民与贵族身份的转换或者转化，在当时虽有打破阶层流动的积极因素，但是更多的是助长一种疯狂的战争热情，因为国家的统一需要靠国家机器，但是国家意识形态的精神滋养须臾不能缺失。

“在社会中，无人可以逃避权力，因为无人可以逃避制度。简单地说，如果没有权力，那就没有制度，因此也就没有社会。”为了维护国家机器的高效运转，商鞅变法最为残酷的一点就是，对任何犯法者不留情面，不是腰斩就是车裂，以至于自己最后也葬身于自己制定的法律之下。作为一个边缘人，商鞅这么做，一是自己不是纯粹的被压迫阶层，有一定的雄心和抱负，二是自己不是既得利益者，变法不会伤及自己。可这也不过是商鞅的表层心理，最根本的是，他认为人性本恶，只有用法律来规范人们的行为才能去恶从善。借助法律的威严，商鞅一步步使得“社会约束变成了自我约束”。最后，他的肉体虽然被无情地剥夺了，但是他赢了，他让秦国脱胎换骨，让秦国在统一天下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更让秦国的后继者恪守着商鞅的思想，恪守着“商鞅变法”的精神财富。

制度的合法化在商鞅的精神世界里就是国家的成功和自我的荣耀。以我们今天的视野来关照商鞅所处的时代，我们姑且可以认为商鞅的智慧和谋略过于的苛刻和直接，他所做的一切只唯上，不唯下，与其说这是一种善于谋略的简单头脑，不如说这是一种扭曲的价值观和人性观。他行为做事的简单，表面看只是一种自我和他者的博弈，实则是一种自我与自我的“零和博弈”，以至于他把实现一个国家的强盛压缩到实现自我抱负的雄心上，以至于他把这种畸形的偏执衍伸为一种近乎发狂的执拗和残酷。可是，如果从推动整个中国历史发展的轨迹来看，通过短时间膨胀起来的秦国确实在短时间内集聚了大量的人财物，为推动中国社会由分散向集中统一的演变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所以说，从一时和一世的两个维度来看，商鞅确实功不可没。但是一味地以所谓的“法治”来治理国家，那么这种制度的合法性自然要受到时代变迁的挑战，尤其是到了秦朝的晚期——秦始皇时代，虽然他灭了六国，但是这种高度集中的状态已经不正常了，他已经不适应秦国初期上升阶段的需要了，而此时的秦始皇不仅依旧延续着商鞅的治国策略，而且变本加厉。于是，历史自然就给秦朝的覆灭掘出了一块坟墓，因为彼时牺牲民众的福祉、尊严与权利是为了换取即刻的国富民强，而此时再延续“商鞅变法”留下的遗产去治理国家已经背离了历史发展的潮流，即千万万民众的福祉才是改革者应有的头脑，而秦始皇偏偏背离了这条轨道，于是，杀戮、征伐自然就成了一个国家走向衰落的润滑剂，成为另一个国家号令天下的“冲锋号”。

新闻推荐

秋冬换衣如何换出大牌感?

如今潮流不再区分大牌、小牌,大牌年轻化、街头化、运动化,快时尚找来大师合作,运动风潮席卷时尚界,令今年秋冬换季的清单也变得可以更混搭,更个人化,并且性价比更高。在奢侈品业绩艰难的年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