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末代总督与保路运动

少城公园（现人民公园）内的标志性建筑，保路运动纪念碑。

成都最能代表“胡同文化”的只有宽窄巷。

四川末代总督赵尔丰。

四川总督赵尔巽，赵尔丰的哥哥。

辛亥革命的四川名人，诱杀赵尔丰的尹昌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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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到成都人民公园（原少城公园）周围散步，便会看见那座高耸的黑白纪念碑——“辛亥秋保路死事纪念碑”。此碑特为纪念辛亥保路运动死难烈士而造，1913年由留日归国的“双流大铁路公司”股东代表王楠等人设计、胡炳森监工。纪念碑高31.68米，碑顶云头有蝙蝠图案，象征碑高入云，并含有“祈福”之意。

纪念碑典雅宏伟，成为成都近代标志性建筑。经受百年风雨洗礼后，仍然是成都重要的历史遗存。

保路运动，与四川末代总督赵尔丰的命运有莫大的关系。赵尔丰致命的缺点在于妄自尊大，在川多年的他，竟忘记了“天下未乱蜀先乱”的至理名言。1911年清廷的铁路国有政策，让事业遂顺的赵尔丰，掉进了一个巨大漩涡，事败身死。壹 改土归流 赵尔丰设成都自治局

在说赵尔丰之前，简要说说他的哥哥赵尔巽。赵尔巽字次珊，号无补，原籍辽宁铁岭。进士出身，历任御史、湖北乡试副考官、新疆布政使、山西巡抚、盛京将军、四川总督等职。

辛亥时赵尔巽任东北三省总督，东北党人欲大起，赵尔巽以“保境安民”为名调集大军镇压，革命被迫转入地下。1914年3月，赵尔巽被袁世凯召为清史馆馆长。清史稿成，赵尔巽在北京病逝，时年83岁。

作为赵尔巽的弟弟，赵尔丰就没那么幸运了。赵尔丰初任山西静乐、永济知县得巡抚锡良赏识保荐，官至四川永宁、建昌道，后来累迁至署理四川总督。

公正地说，赵尔丰应该算清末少见的能吏。他在川边六年，实行改土归流，大拆大改。

1908年，护理川督赵尔丰设立成都自治局，筹备成都自治事宜。赵尔丰督川后，遂于1909年改名为四川全省地方自治局，以布政、提学、按察三使为总办，巡警、劝业、盐业三道为会办。

那时的自治机构在四川省普遍设立，是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是年夏间四川已成立城会49处，镇会14处，乡会17处。”从1910年10月赵尔丰向清廷的奏报可以看出，星星之火已经堪成燎原之势了。1911年，护理川督王人文奏“四川省已成立城会100处，镇会130处，乡会67处”。

在苟延残喘的清朝末期，赵尔丰，曾经是那个让人们看到“古老帝国一丝新气象曙光”的人。贰 铁路风波 四川末代总督丢了人头

光绪二十九年（1903），四川准备修建铁路。按照最初的约定，四川铁路的修建和管理应遵照“三自方针”来办，即“自己出钱，自己修，自己管”。这当然是利国利民的大好事，成都的巨商大贾不消说，就连小商小贩和农村稍有积蓄的人家也拿出钱来，全川共集资1500万两银，买了川汉铁路的股票。

当时，人们认为，有了铁路国家“富强之效就有望了”。

铁路国有政策，当时是盛宣怀在推。把原来属于地方、民营的路矿权收归国有，等于把民间的所有物强行收归朝廷，这种做法，放在士绅和绅商民智已开的清末新政时期，引起激烈反弹。

四川的铁路由于规划设计错误，沿着长江从宜昌进川，多年没有什么进展。而路款又被主事者拿到上海炒股，卷入橡胶风波，赔了大半。一旦收归国有，交接过程，烂账就会暴露。所以，明白个中猫腻的上层士绅，都不希望铁路国有。

这个关键时刻，赵尔丰被派到成都接任四川总督。

1911年的9月7日，赵尔丰把四川咨议局议长蒲殿俊、副议长罗纶，以及川汉铁路股东会的代表张澜、颜楷等约至督署开会，再度进行劝说。结果未能如愿，会议气氛愈发紧张，双方最终闹翻。一气之下，赵尔丰把这些人都扣押了。于是，成都群情激奋，万人云集总督府前要求放人。赵尔丰遂下令朝天鸣枪示警。开枪了，事情就闹大了，“大屠杀”的消息风一样传遍整个四川。

作为清末最后一位四川总督，赵尔丰在成都有两个不一般的外号——“大头猫”“赵屠户”。很长一段时间，老成都曾经用这两个外号来吓唬淘气的孩子。

此时，武昌起义像引线一样引爆全国。四川新军不稳，识时务者为俊杰，只能指挥三千巡防营和二百卫队的赵尔丰交出了政权。

军政府都督蒲殿俊只是一个文人，很快被武人尹昌衡所取代。为了立威，根基不深的尹昌衡需要赵尔丰的人头。尹昌衡发迹，是由于赵尔巽的提拔。所以，赵尔丰对尹昌衡放松了警惕性。颇有城府的尹昌衡也是袍哥的双龙头大爷，袍哥讲信义，赵尔丰是知道的。

尹昌衡跟赵尔丰两人谈得投机，并指天为誓，绝不相负。为了八旗兵的命运和自身安全，赵尔丰放心地“交出三千巡防营兵权”，犯了他一生中最后一个大错——结果是，尹昌衡带兵突袭赵宅，公开处决。还把赵的人头，挂了三天示众。叁 打将军衙门 辛亥革命前的一次预演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成功将辛亥革命在全国范围内推向高潮。四川辛亥革命是作为武昌起义的导火线而载入史册的。孙中山曾指出：“若没有四川保路同志会的起义，武昌革命或者要迟一年半载的。”

辛亥革命前夕，少城的天翻地覆就实施了一次预演。在清朝两百多年以来，各处驻防旗兵受军营制度的限制和官威的压迫，平常不敢有越规反抗的事，哪知在光绪三十三年（公元1907年）的秋天，成都驻防忽然有军民数千人围哄将军衙门。

刘显之在他的《成都满蒙史略》中详细记载了“打将军衙门”事件的前前后后：

成都驻防将军绰哈布，探闻清廷有裁旗的意图，想要邀功，同时知道黑龙江某将军有屯田的办法，他准备把成都东门外沙河堡的马厂田（清朝初年拨这里土地给旗兵养马，后来马匹减少，就招汉民开辟耕种缴纳租金）向汉民收回，分给旗兵耕种，作将来裁旗的准备。

这个时候，有个佐领忠孝，因为没有升补协领，心怀愤懑，同时也想向旗兵邀功，在奏折还未发出之前，故意把这个消息泄露出来，旗民恐怕分田以后粮饷一停，生活发生问题，心里非常不安。

一天，新威营士兵在西较场操练完，便集合着一齐闹到将军衙门，男女老幼越来越多，竟达几千人，打门打窗，秩序大乱，官吏自协领以下都赶到头门来劝阻。旗民们一见这些官吏更加愤怒，瓦片石块像雨点一般打去，佐领桂星五左额被打伤，血流满面。

将军绰哈布出来，站在排列刀矛兵器的威武架旁边，一人忽然上前推倒架上大刀打来，协领景运慌忙用手挡住，才没有打着。

群众声势从晨到午还没有平息，正当喧闹的时候，在总督衙门当差的达贯之向当时的总督赵尔巽报告，说旗兵反了。赵尔巽马上调动巡防军，布防在西御街的川东公所同君平街的圣寿寺等地方，他自己简单地带了几个人从西御街、祠堂街打探着来到将军衙门。

这时新威营士兵业已散去，剩下只是些妇孺老弱几百人，看见总督来了，大家一齐跪下哭诉，赵尔巽答应同将军商量不分田不裁旗，群众听了才渐次散走。

分田被叫停了，佐领忠孝因有煽动的嫌疑，被弄到新疆乌鲁木齐去充军。旗兵中选择了青壮的一千多人到川边的巴塘。

辛亥年（1911）清朝被推倒了，忠孝才从新疆回转成都。肆 胡同改名 李劼人《大波》记录少城历史

“辛亥革命之后，不知是什么人的见解，说胡同是满洲名词，不宜存在，因而废去，一律改为街巷……”李劼人在其著作《大波》一书中从胡同这个细节入手，来回应那个远去的时代。

少城中的胡同，1912年首先拆除北端的少城城墙（八宝街到老西门城墙），随后又拆除南段的城墙（包家巷到西南较场之间）。到1921年，东城根街（西御街西口到羊市街西口）才被拆除，最后留存在人民公园到小南街的一段1935年被拆除。

东城根街的城墙在辛亥革命不久被拆除后，当时四川反对袁世凯浪潮高涨，时任蜀军总司令熊克武担任四川讨袁军总司令，1915年到云南参加蔡锷的靖国军的护国战争。由于当时此街无名，因熊克武与但辛曾筹组于此街，袁世凯倒台后，此街取名“靖国路”，并在现在东城根街中段与东胜街东口邻街处立碑上书“靖国路，落款但怒刚书（但怒刚即是但辛）。1950年代因扩街此碑被挖掉，后来才改名为东城根街。

人民公园里的“辛亥秋保路死事纪念碑”至今静静矗立，它见证了少城的历史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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