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人口普查的不解之缘

◇李万聪

从1990年的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到2020年的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我已从事四次全国人口普查工作了。三十年过去，祖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从当年刚刚步入社会的小青年，逐渐步入老年行列。鱼尾纹悄悄爬上了眼角，两鬓已经斑白，容颜不再依旧，精神不如当年，但对人口普查工作的执着与追求仍初心不改。

每每翻开那些发黄的荣誉证书，看到统计局荣誉墙上各年代的普查奖牌，一种成就感油然而生，记忆的闸门如潮水一般打开。

1990年开展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时，我还在甘孜州乡城县工作。那次普查使用的全部是长表，指标繁多。当时还没有手机，人口普查采用的是纸质表，全靠普查员上门一户一户手工填写，有问题记录下来，汇总后通过座机向上级普查机构反映。

当时交通条件差，到村上要骑马，我到崩格村开展人口普查，要到天黑了才到村上。由于没有骑马经验，一天下来，全身都像散了架一样，两胯很痛，走路都是瘸的，但为了第二天赶路，当晚照着松明子火（不通电）一户一户地填写普查表。普查表上免不了要沾一些油污或烟灰，回城后只有重新换表。普查表收集后要集中手工编码和审核。由于条件有限，要运输到400多公里外的甘孜州统计局计算站手工录入和汇总，既耗时又费力。但这个过程让我增长了知识、提高了能力。

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时，我已调回内江，负责普查业务工作。普查员主要由镇、村（社区）干部担任。普查经费相对紧张，由各级财政负担。当时手机还未普及，使用的是BP机，家里也未安装座机，各乡镇有疑问经常在下班后或节假日呼BP机，然后用公用电话回复和解释。

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同样使用纸质表，一户一户入户普查，工作量大，任务繁重，仅普查表就运了两卡车。为了提高普查质量，普查办将一家宾馆整体包下来，从各乡镇抽调人员到县上集中编码，编码耗时一周。然后再集中到内江市统计局实行光电录入，仅光电录入就耗时半个月。

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时，我分管普查工作。普查员主要由镇、村（社区）干部、大学生村官组成。当时的经济条件要好一些，虽然采用的是纸质表，实行的是光电录入，但手机已基本普及，政府工作力度大，将人口普查纳入了年度目标考核，出台了责任金制度，提高了奖励标准，基层工作者积极性高涨。

正在开展的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我继续负责人口普查业务、宣传等工作。普查员除了镇、村（社区）干部，网格化管理人员是这次人口普查的中流砥柱，疫情摸排资料具有很强的参考价值。此次人口普查首次使用智能终端（PAD）采集数据，省上划拨专项试点工作经费，彻底解决了基层经费困难问题。

从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到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从原来的纸质普查表、手工录入、光电录入，发展到现在的智能终端（PAD）采集数据，我见证了祖国的日新月异，科技的高速发展和经济的突飞猛进，也深深体会了普查工作的艰辛与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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