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有独钟“花山”缘

潘琦

我对广西日报感情很深，对其中“花山”副刊更是情有独钟。

屈指一算，我和“花山”有50多年的交情，可以说我的文学之旅是从“花山”出发的。

20世纪60年代，我读高中时便开始爱好文学，有当作家的梦想。上大学后开始写些散文、民间故事和山歌给报刊杂志投稿，但都石沉大海。每当同学们问起我投稿之事，心中不免有几分羞意。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回老家罗城的新闻报道组工作，当广西日报的专职通讯员，开始接触广西新闻界、文艺界的一些老前辈，特别是和“花山”副刊的几位文学编辑交上朋友，才知道文学创作并不像我原来想象的那样简单。打那以后，我开始认真读书，利用新闻采访的机会深入基层体验生活，平时细心观察生活，广泛收集各条战线的先进典型，然后静下心来认真构思，用心创作。经过不断努力，写作水平有了一定提高。

我的第一篇处女作散文《铁鹰》，是描写一个仫佬族女拖拉机手的事迹，1972年3月在广西日报“花山”版上发表，当时在县里产生蛮大影响，我因这篇文章在县里小有名气。初尝文学创作的甜头，更激发我创作的热情，一写不可收拾。但我也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文学功底浅薄，常常因为生活的丰富而笔力的贫弱而叹息。后来在“花山”编辑部同志们的悉心指导下，我发表了不少作品，引起广西文艺界的关注。1975年，我加入了广西作家协会，成为广西作家队伍中的一员。

记得20世纪70年代初，我参加了“花山”第一期文学青年培训班，来自全区各地市县的30多位文学青年，会聚在武鸣县明秀公园。当时那里还十分荒凉，没有专门的饭堂和会议室，但青年人在一起很快乐。培训班期间，“花山”编辑部的同志作了精心安排，组织我们听讲课、座谈交流和实地采风。这次培训班是我迄今为止参加的唯一一次关于文学的专门培训，也是我后来走上文学之路的一个很大原因。参加培训班的学员，后来大多数成为广西文学艺术界的骨干。

后来因工作需要，我的工作单位不断变动，职务不断变化，但依然与“花山”保持密切联系。记得上世纪80年代末，我到南宁地区工作，各项任务接踵而来，根本没有时间考虑写作的事，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和“花山”编辑部联系。有一次碰到“花山”副主编李延柱，他握着我的手笑着说:“当了地委书记，可别忘了‘花山’的文友们啊！”虽然只是一句半开玩笑的话，但令我感慨。是啊！“花山”没有忘记我这个文友，我却因为地位的变化，以工作忙为由顾不上写作。打那以后，我又拿起笔杆，坚持写作。期间给“花山”写了好几篇散文，这些散文多是反映农村、农业、农民的现实生活及其精神风貌，对基层工作有一定的指导意义，给自己的工作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我与“花山”编辑部的交往可谓是君子之交淡如水，浓如茶。20世纪90年代初，我调到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工作，有更多的时间与“花山”编辑部的同志交往，他们对我的工作给予极大支持和帮助。有一件事令我记忆犹新，那是本世纪初，当时的自治区文化厅请张艺谋到桂林阳朔筹划实景演出《印象·刘三姐》，但要在风景区搞实景演出需解决诸多问题，当时在全区引起不同反响。为支持这个新鲜事物，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在桂林召开实景演出《印象·刘三姐》研讨会，就有关问题深入讨论。“花山”编辑部积极配合，对此进行大力度报道，阐明实景演出的意义和作用，并对存在的问题向公众作了详尽的答疑释惑，为打造这一文艺品牌，给予充分的理论和舆论支持。

当年我虽然是自治区领导，“花山”编辑部的同志却都把我当文友、朋友、作者来看待。工作中，编辑部有什么活动或约稿，通常电话或短信发来，我哪怕工作再忙，都尽可能抽时间应约。在稿件上，他们没有因为我是领导而网开一面、放松要求。每次编辑们都一视同仁，照改不误。有时还专门电话询问我一些细节，都按报社规定三审后才发表。编辑们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令我深受感动，从他们身上我学到很多东西，对提高写作水平有极大帮助。我与“花山”真挚、持久、坦诚的友情，可以说是我一生最为宝贵的财富。

我退休之后，“花山”副刊依然保持和我联系，他们组织文学笔会、文化调研和组织作家下基层体验生活，仍邀我参加。我偶有机会外出旅游，灵感所至写点小品，送给“花山”，都给予关照。退休十多年来，我先后在“花山”发表了数十篇文章和文学作品，其中都凝聚着“花山”编辑的真挚友情和心血汗水。每每想到这些，心里十分感激，真正感悟到没有友谊，生命之树就会在时间的涛声中枯萎，心灵之境就会在季节的变奏里荒芜。友情不管是过去、现在或将来，在我的生活中就像一盏明灯，照亮着我的心灵，使我的人生、我的生活、我的事业有了一点点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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