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新颖：枝干里流动着生命的汁浆

□新时报记者 钱欢青

张新颖，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近年来，其现代文学研究著作《二十世纪上半期中国文学的现代意识》《沈从文的后半生》《沈从文的前半生》和随笔集《九个人》《读书这么好的事》等在学界和读者中引起了热烈反响。

“生命不断流逝，或许并不至于完全虚无，总有一些沙粒不肯消失于无形，不妨把它们当作时间的馈赠，生命的纪念。”在日前由译林出版社出版的最新随笔集《沙粒集》中，张新颖写了沈从文、穆旦，也回忆了自己从年少读书开始的精神探索历程。

胶东半岛的一个角落，笔记本里那些梵高的画

张新颖说自己从小喜欢沙粒，“不起眼的沙子，每一粒却自有硬度，自有形状、颜色，它们的构成携带着各自的经历”。如今把“沙粒”用到了书名上，“仿佛触到了坚实之物”。

张新颖1967年出生于山东，1975年夏天，念完小学一年级，认识了很多字，“就很想把这个本领用一用”。识字主要不是学校里学的，也不是父母教的，而是邻居一位从前是银匠的老头，没事就对他进行了好几年的学前教育，“老头教我认字，当然不是用他的老书，而是贴在墙上的毛主席语录。屋子很暗，很空，墙上红色字体的语录尤为显眼。他一边拿铁锤叮叮当当敲打铁砧上的什么物件，一边教坐在对面小板凳上的我一句一句念，苍老的声音后面跟着稚嫩的学语，铁锤起起落落，节奏也出来了。”

一年级夏天放假了，张新颖东翻西找，打开了母亲的小书箱，兴致勃勃地读了一本抓特务的小说，书箱里还有一套《毛泽东选集》，但他看不懂。其他书他也不记得了，但书箱里最重要的发现不是书，而是一个笔记本——那个夏天最闪亮的一粒沙子，永久留在了张新颖的脑海中，“绒布面，里面几十幅彩色插页，全是梵高的画。笔记本是空白的，现在我猜想可能是母亲读高中时候留下来的，没舍得用”。不知道上世纪60年代初什么地方印制的笔记本会用梵高的画作插页，神奇的是，其中的一本在胶东半岛的一个角落，保存到一个特殊时代，然后，一个对绘画一无所知的小孩子打开了它。

画中的向日葵好像要燃烧起来，会灼伤看画人的眼睛，画中的星空漩涡一般，让人头晕，看了就能把人吸进去，它们让这个胶东小男孩感到强烈的不适，他受不了这些画，把笔记本合上了。但过了一会儿又忍不住打开。十年以后，张新颖在大学宿舍上铺的帐子里读梵高的传记，欧文·斯通写的《渴望生活》，“停不下来，直到读完，天已经亮了。”

念完本科、研究生，出校园进社会工作，1994年出差期间，旅途中买到里尔克《给一个青年诗人的十封信》，读冯至1937年写的译者序，张新颖特别敏感于这样的话：“我时常在任何一个青年的面前，便联想起荷兰画家凡诃（van Gogh）的一幅题作《春》的画：那幅画背景是几所矮小、狭窄的房屋，中央立着一棵桃树或杏树，杈桠的枝干上寂寞地开着几朵粉红色的花。我想，这棵树是经过了长期的风雨，如今还在忍受着春寒，周围是一个穷乏的世界，在枝干内却流动着生命的汁浆。”停留在后面这两句话上，张新颖问自己，“我的过去和现在，‘四围’是不是一个‘穷乏的世界’？”他回答不出，但“四围”和“枝干内”情形的对比，却令他感动不已。

超越时代强加给你的身份，自己创造另外一种身份

张新颖的文学研究，因为能深入沉浸到研究对象的情感和思想世界，也因为能对历史对生命抱着一种可贵的温情，所以读来格外有一种深情和喟叹，这种深情和喟叹，有历史的背景衬托，有时代对个体生命的巨大压力，更有个人在时代巨轮下对生命的热望和对美的不息追求。

这样充满生命血肉的研究路径，也注定了张新颖和沈从文的独特“相遇”方式。张新颖从1985年就开始读沈从文，读了好几年，“只是觉得好，并没有深刻的体会”，“好像是要等待一个机缘，机缘不到，什么也不会发生”。幸运的是，这个机缘等来了。1992年春天，张新颖在《收获》杂志第二期读到沈从文的《湘行书简》——沈从文1934年从北平返回家乡，在湘西的一条河流上给张兆和写的一封接一封长信，“感受无从言表，心里却清清楚楚地意识到，我和这个作家建起了一种关系。这些尘封的书信带给我一个特殊的时刻，我似乎一下子明白了什么，又说不出明白的到底是什么。沈从文在这条河流上经历了一次‘彻悟’，我一时不完全领会他的‘彻悟’，但他一月十八日下午写的那段文字，真正开启了我理解的空间。或许可以这么说，如果没有遇到这段文字，我就可能走不进沈从文的世界”。

《沈从文的后半生》正是一部真正进入沈从文精神世界的作品，在这本书的“后记”中，张新颖说，“我想呈现出来的，不仅仅是一个人半生的经历，他在生活和精神上持久的磨难史，虽然这已经足以让人感慨万千了；我希望能思考一个人和他所处的时代、社会可能构成什么样的关系。现代以来的中国，也许是时代和社会的力量太强大了，个人与它相比简直太不相称，悬殊之别，要构成有意义的关系，确实困难重重。不过总会有那么一些个人，以他们的生活和生命，坚持提醒我们这个问题的存在。……不过，弱小的力量也是力量，而且隔了一段距离去看，你可能会发现，力量之间的对比关系发生了变化，强大的潮流在力量耗尽之后消退了，而弱小的个人从历史中站起来，走到今天和将来。”

在随笔集《九个人》中，张新颖再一次谈到“沈从文的后半生”，他认为，沈从文有一种“从绝境当中创造事业的特别性格”，“这个性格的背后，其实是生命的创造能量在支撑，是创造的能量要求释放，要求落实到具体的事业上去”。沈从文和沈从文的那一代人甚至后面的几代人，他们是剧烈变动时代的受害者，遭受了很大的摧残和屈辱。受害者这样一个身份，是时代强加的，没有人愿意做受害者。所以这是一个完全被动的身份，但是，在一个变化非常大的时期，一个人除了是一个受害者，还有没有可能通过自己的努力，去超越受害者这样一个被动的身份，自己来完成另外一个身份？对沈从文而言，显然，他“超越受害者的位置，超越时代强加的身份”，自己创造了另外一种身份，“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事情”。因而在张新颖眼里，沈从文后半生的故事，是一个时间胜利的故事，“时间绵延不绝，个体生命从头到尾，在时间的长河中不过是一瞬；但是，一个伟大的个体，却能奋力凿通自己生命的头和尾，既向前延伸也想后延伸，他从在他之前的过去时间里源源不断汲取丰富和支持自己的力量，他把自己的一切安排，托付给在他之后的未来时间。站在今天的位置，我们会发现，时间的故事，大跨度地计量时间，一代一代地计量时间的这个故事，最终是一个时间胜利的故事。”修辞立其诚，这个诚，会让自己大大受益

身为一名“教书匠”，一名现代文学专业的研究者，张新颖写了很多专业领域的论文和专著，但诚如他自己所言，“如果有可能，我愿意是个随笔作家”，“我有那么多的不足，我得通过一点一点地写，探触限制我的边界在哪里；我得通过一次一次地探触，试着加把劲把这个边界往外推，能推出一点点，就扩大了一点点”。

所以写随笔，在张新颖那里，变成了“学习的过程，弥补的过程，增强的过程，扩大的过程”，他更看重写作中的捉襟见肘，“这是重要的提示，清楚地标示出了自己这方面那方面——知识的、情感的、想象的、表达的，等等——的欠缺。我常常把自己推到这样窘迫的境地。这样才可能把自己慢慢变得丰富一点、宽裕一点、从容一点。修辞立其诚，这个诚，会让自己大大受益”。

当然还有读书。34岁那年的春天，张新颖就轻松愉快地写出了18篇谈读书的文字，组成一个小整体，成为《人文知识读本》的一部分，2004年出版单行本《读书这么好的事》。后来经过不断补充，出过几个不同的版本，2018年又推出了最新的补充修订本。这本充盈着许多经典的书籍、经典的故事的书，让读者再一次与那些伟大的作家和伟大的作品相遇，也让读者真正感受到了阅读的魅力，“如果一个人想用很小的空间，来最大限度地容纳悠久浩瀚的人类精神的历史，他有比一个屋子更好的放书的地方，这个地方就是他自己的精神和心灵的空间。而一个人的心灵有多大呢？在有的人那里，它很小，小得只能装下一点点东西；比起来，我们当然更愿意看到那些巨大而丰富的心灵，在这样的心灵里面，我们能够深刻感受到人类精神的悠久浩瀚”。孙婷婷 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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