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春昌《故园小记》序

□王若冰

应该是1989年前后,我第一次见到张春昌。

那是一个酷热的夏天,一位胖墩红脸的汉子背一只绿色布袋,气喘吁吁、汗流浃背来到当时位于市委大院前楼一楼的编辑部。那时张春昌投新闻稿居多,所以一进门就找当时的编辑部主任王钧钊和编新闻的倪元存、徐青。临走,春昌来到我办公室,从布袋里掏出一沓揉得皱皱巴巴的稿件,毕恭毕敬递给我,用当时我大多语词还听不太懂的秦安方言告诉我说,他酷爱文学。

春昌当时给我的作品是什么内容,已记不大清。不过我至今仍记得,稿子是写在那个时代小学生常用的小32开作文本上的,那也是春昌当年投稿最常用的稿纸。临走,王钧钊和倪元存将几本报社专用稿纸和一沓信封塞进春昌背上那个布口袋,并嘱他多写多投。从此以后,春昌开始改用报社专用稿纸给我们投稿,《甘肃日报》《甘肃农民报》也时不时有署名“张春昌”或“春昌”的稿件出现,内容依然以短新闻或文摘居多。

也是那次张春昌走后才知道,中山乡本来是秦安县非常偏远的乡村,张春昌生活的簸箕村则在中山乡最偏远的山梁上,生活极其苦焦。春昌上有老,下有小,一边种地,一边经营一个乡村小卖铺,日子算不上富裕,但在簸箕村也算不错的家口。无奈,已经成家立业的春昌却酷爱写作,而且自从那次报社之行后写作更加勤奋,我和编辑部同仁接到他的稿件密度日趋加大。两三年后,春昌干脆放下老家的地和小卖铺来到报社打工。

春昌来报社时已年近三十。一开始,他被安排在办公室搞杂务兼收发稿件,在六楼楼梯口搭建的一间小房子里一住就是好多年。也是这些年,春昌开始了从乡下农民到新城市人的努力和蜕变。平日里,除了不吭不声干活,春昌趴在那间逼仄的小屋里读书、写作、练书法,拿到了大专文凭,一步一步小心翼翼地向城市融合,并用他一颗字一颗字苦熬出来的文章证明他的存在。及至有一年春节报社大门上要贴春联有人推荐春昌,春昌先是再三推辞,随后仍旧憨憨一笑,拿起大抓笔写完一副沉稳刚健的春联,大家才发现这位满脸赤红、见人憨憨一笑、被人忽略多年的乡下汉子,竟写得一手好字。

多长一段时间,张春昌一直处在一头在城里、一头在乡下,既非城里人,又已经远离乡土的两难之中。每逢周末便从天水市坐上长途汽车,一路颠簸回乡下尽人夫、人子、人父之责；到了周一,又在苍茫雾霭和雨雪霜雾中告别群山绵延的簸箕村,赶到城里上班。我不知道在最艰难的时候,张春昌有没有想到过退回乡村继续那种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乡村生活,但从当年贾平凹以一纸“都不容易”题词勉励他的街坊传闻可以想象,那些日子春昌应该是忍受了很多。

苦难是人生财富,我一直视这句话为最普遍的人生真理。春昌的经历也应验了这个真理。大约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春昌慢慢被这座到现在尚未完全从农耕文化影子里走出来的西部小城接受。从那时开始,张春昌不仅开始在单位做编辑记者,老婆孩子也进了城,自己在天水文化圈的人脉也建立起来了。随着两个孩子以优异成绩考上大学,春昌连接簸箕村的脐带大约已经彻底剪断。现在的春昌,已经是天水文化界不大不小的名人,集报协会、拓片协会不仅争相邀请他“入伙”,书法作品更是与日俱精。

春昌从乡里人到城里人身份转换的经历,有许多方面是个案,对文学、文化没有如春昌一般挚爱、执着与热情的人,断然是走不到这一步的。然而,在披读张春昌即将出版的文集《故园小记》时我突然在想,离开了乡土、剪断了与簸箕村联系的脐带的春昌,是不是获得了他所期待的幸福呢?我揣想,春昌将他的第一本文集取名《故园小记》,也许就是答案。《故园小记》里辑录的作品体裁、内容极其杂芜,作为一起共事二十多年的老同事,我能够从春昌杂乱的脚步中感受到张春昌苦苦追求、奋斗的生活轨迹,更能体会到一位胸怀文化理想的新城市人对已经无法追寻的乡土、乡情的无限眷恋。

人太熟本是不宜作序的,但实在拗不过春昌的憨笑与敦促,只好写下以上文字,算是给一位老同事多年交往的回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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