筹边楼记（下）

明天启年间成都府地图标注有镇边楼

理县薛城筹边楼余茂智/摄

蒋蓝/文

明清筹边楼 就在太古里

成都筹边楼在唐宋辉煌一时，其军事、民族、文化意义得到了不同时代、不同区域官员的尊崇与效仿。清初彭遵泗《蜀碧》指出，明末蜀地古迹尽数被张献忠毁去，只有李卫公（唐相李德裕）所建的筹边楼在保宁县（阆中）城中，流贼没有入城，所以现在还得以留存。但彭遵泗在另一文里也明确指出：“（筹边楼）后范成大改建子城西南隅，今圮。”屹立了800年的宋代筹边楼，到明末时期，终于湮没消匿了。但筹边楼的边地效应，仍在持续扩展。

王士祯《陇蜀馀闻》指出：“李卫公筹边楼，在保县城市中。楼凡二层，每层高二丈许。其梁柱皆当时故物，保与松维相连。唐广德三年，吐蕃陷松维保三城，即其地，地界雪山。明末，逆献乱蜀，不至其处，楼故不毁。门人知保县事高崇岩，说成都亦有筹边楼。”从这一记载来看，即使到明末，距离成都并不遥远的保县（阿坝州理县）官员只是风闻成都有筹边楼。这也暗示成都筹边楼，并未像它无俦的历史高度那样名声远播。

晚清民国时，成都民间流传有一曲道琴《渔鼓词》，唱尽老成都名胜和街名，其中有“油篓糠市红布街，筹边楼挨广东馆”之句。清末广东会馆位于现在成都市中心太古里西南角，袁庭栋先生即认为：“以大慈寺的山门为中轴线，广东会馆在西边。那边有四条街，呈十字架排列在大慈寺山门前，分别是东、南、西、北糠市街，广东会馆就建在西糠市街，所以老成都人都叫西糠市街为‘广东会馆街’。”由此可以看出，清代筹边楼位置，又与宋代、明代所言位置不同。

北糠市街，南接南糖市街，北至大慈寺街，东抵和尚街，长160米，旧名大慈寺街，在街西处有詹天庙，而筹边楼位于街东。这在《光绪五年（1879年）成都府地图》上可以得到印证。

对此，明代曹学佺《蜀中广记》指出了变址的原因：“今筹边楼在都院之东掖，随使节而迁者。”《成都中心城区历史地名保护名录》“地名—历史建筑类”有“筹边楼”一条，指出：“明、清时代的筹边楼，据今人考证，分别在大慈寺前和北糠市街东侧。宋、明、清之筹边楼均系袭旧名而重建者。”

《民国华阳县志》卷二八《古迹》二：“筹边楼，李卫公德裕节度两川时所建也。在治城西，属于成都（县）。其上四壁图画蛮夷险要，日与习边事者筹画其上，故名。经唐末乱毁。宋淳熙中，范大又重建于子城西南者，则华阳治内也。陆游作记时，言卫公楼基已无人能识某故处矣。而宋楼亦不知以何时圮废。明代又重建于都院东，则在今大慈寺前。”

清代四川诗人廖光（1862年—1901年）写有《筹边楼·筹边楼上望龟城》，更清楚展示了清代筹边楼的高敞无蔽，可以从容打量成都城：

筹边楼上望龟城，照耀千秋两地名。

今日屯田半荒废，暮云空听鼓鼙声。

但清代重建的筹边楼已不是成都最高的建筑了，当时最高的人工建筑应该还是武担山。诗歌里提及“屯田”，应是指大慈寺广袤的庙产田地分租出去了，因而对筹边楼周边景观造成了分割。

鉴于王闿运写日记有事无巨细均有案可查的习惯，他的入蜀笔记里并无筹边楼的任何记载，推测起来，至迟在晚清时节，位于北糠市街东侧的筹边楼已颓塌过半，或荡然无存。但也有资料指出：此楼到“民国时才因扩修马路而拆除”。

如今，在打造一新的北糠市街上，尚可以见到一座字库塔，修建于清朝年间，坐东南向西北，高约7.6米，占地面积约4.39平方米，为双层六角砖式结构，采用青砖砌成，透过雕刻精美的文人墨迹图案，我们似乎可以想象那座筹边楼的丽影，宛如康熙年间巫山县籍诗人傅作楫《筹边楼》流露的心绪：“不堪憔悴西征日，人在筹边第几楼？”

无论是百尺高楼，还是离地仅两丈的小楼，你死我活的征战，都足以令世间憔悴。

薛涛与保县筹边楼

平临云鸟八窗秋，壮压西川四十州。

诸将莫贪羌族马，最高层处见边头。

单凭“壮压西川四十州”一句，晚年薛涛的胸襟气象就已然峭拔于汉诗之上。明代钟惺指出：“教戒诸将，何等心眼，洪度岂直女子哉，固一代之雄也！”大才子纪昀曰：“如《筹边楼》诗云云，托意深远，有鲁嫠不恤纬、漆室女坐啸之思，非寻常裙屐所及。”岂止是“裙屐”，又有几个男儿可以如此气吞万里如虎！

云鸟吞吐大荒，八窗深秋竞爽，西蜀平畴千里如画，一座筹边楼就像一块巨大的“镇纸”，让风景与局势平稳。薛涛诗的最后一句硬语盘空，虚实均有：实写的是，诗人登楼眺望，成都西北方向恰是西岭雪山为地标的逶迤岷山，已然能望见烽火，这是多么严重的事态；虚写的是，“边头”已是悬在成都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前后对照，西川地区今昔形势犬牙交错，历史的得与失都暗示出来，寓严正谴责于沉痛慨叹之中。

学者彭芸荪《望江楼志》认为：“涛之年在太和六年秋也。”又说：“筹边楼之筑建，当在五年春夏间，至秋始落成，故涛《筹边楼》诗有‘平临云鸟八窗秋’之句，时涛尚存。”张篷舟先生《薛涛诗笺》也指出：“李德裕为剑南西川节度使，乃太和四年（830年）十月命，当年自不能建成筹边楼。况涛诗有‘八窗秋’句，楼成应在太和五年（831年）秋。六年（832年）夏，涛卒。冬，李德裕亦入相矣。”

四川省文史馆《成都城坊古迹考》指出，唐朝成都西川节度使府署在今四川科技馆以东一带。这就是说，薛涛所咏赞的筹边楼其实就是成都西川节度使府署附近的筹边楼。

由此可见，成都的筹边楼，与今天理县薛城古镇的“筹边楼”在修建时间、地点和规模上都不相同。尽管薛涛本人的确去过松州（今松潘县），但那时的松州哪有筹边楼呢？

资料显示：清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杂谷脑河、孟屯河洪水泛滥，一举冲毁了保县薛城。直到乾隆四年（1739年），当时的保县（现汶川县）知县陈克绳才重修了整个古镇及周边建筑。南沟边这座筹边楼，极有可能是此时托名仿建。

筹边楼屹立于两河交汇的河谷边，为木框架抬梁穿榫结构、有典型的汉民族殿堂风格（重檐歇山式）的二层阁楼，通高18.5米。时逢波罗和尚来薛城讲经说法，以此楼为传经基地，并塑观音圣像供于楼内，因而筹边楼亦称“观音阁”。清代李元所著《蜀水经》记：“李卫公筹边楼在保县城市中，楼凡二层，每层高二丈许。梁柱皆当时物。”这一记载，就让事情进一步复杂化了。

有清一代，四川终于从明末持续的大混战之后开始恢复重建。为了地方经济的持续繁荣，祈求文风普化昌盛，往往托名仿建古迹，祈求泽被后世。当时的地方官场，乡绅、大户们相互炫耀、攀比，成为一时风尚。比如在川贵滇地区，托名诸葛孔明的山名、地名、桥名、村名、器物就不可胜数。而薛涛为一代风流人物，早在832年段文昌再镇成都时，就在望江楼以南的薛涛墓地撰写了墓志。光绪十五年（1889年），在成都锦江之畔的玉女津起造高楼“崇丽阁”（望江楼）以及“玉女津”，目的也是通过营造风景名胜，很自然地与诗人薛涛建立起了“跨时代”关系。

显然，薛城的筹边楼是当地民众仰慕前贤、尊重文化和历史的产物。在我看来，在藏、羌、汉多民族杂居的薛城能够托唐代之名重起筹边楼，一是在于知县陈克绳等人具备宽阔的历史眼光，二是反映出这一多民族杂居地区的民众对和平、安宁与幸福生活的向往。薛城的筹边楼建造距今已有近300年，虽历经岁月的洗礼，仍旧巍然屹立于一块巨大耸立的孤石之上，孤石立高楼，就像冷兵器时代的一根分水峨眉刺。2005年，当地文保部门按照“修旧如旧”原则，进行过一次保护性维修。现在的筹边楼上，悬挂有“红四方面军临时指挥部旧址”牌匾。红四方面军是从四川苍溪出发长征、经茂县到达理县的。由此，理县筹边楼成为涵盖多民族历史以及红色文化的高地。

对于这座峭拔的筹边楼，清人李锡书有诗《题卫公筹边楼》，把地望表现得较为清晰：

节度西川历几年，精思广运在全川。

七星桥跨三江水，百尺楼撑一线天。

此地画疆称扼要，当年图阁及筹边。

八关俱在公先出，记取丹扆列圣筵。

诗中提到的七星桥、三江水、一线天等，均为松潘薛城周边的地望，恰是古人“三垴九坪十八关，一锣一鼓到松潘”的写照。

我去过薛城筹边楼两三次了，每一次登楼，均有不同的心境。2017年秋季，我再次登楼，乱石密布的杂谷脑河呼啸着从楼脚下蜿蜒而去，楼的左面是熊耳山，山顶上一块突兀的锥形大石头，很像黑熊的耳朵；右面是笔架山，朝天耸立一支巨大的毛笔。这就是著名的薛城十景之一的“笔架献奇”，似乎要用一支无俦之笔，蘸杂谷脑河奔腾的雪水，把这饱经劫难的筹边之史在天空一字排开……几只盘旋的大鹰在熊耳山巅起落，将难以排遣的情绪提往更高处，迅即被一阵撕裂云层的大风所摧折。史事与风景相互叠压，风暴正在深秋的时间里酝酿，让人感触到一种居高而思危、一展云间志的态势。远山勾勒出的天际线，就像一个女人的腰线，而且是银灰色的腰线，渐渐在岚烟中融化。

近人肖崇素所写《过筹边楼诗》，昭示了另外一种启示：

节使日夕苦筹边，韬略何不向中原。

岂知朝廷风雨日，祸在萧墙不在边。

诗人的感叹固然有理，但在一个天高皇帝远的时代，边关历来易遭反复蹂躏。但历史上的无数灾祸，似乎远不是一句祸起萧墙就能道明的，更有无数的欲望、暴力、贪婪充斥其间。

除了嘉峪关筹边楼、广西马山县的思恩筹边楼之外，清代钟登甲撰《蜀景汇考》一书还记载，四川马边厅尚有一座筹边楼。这样，蜀地历史上一共出现过6座筹边楼，唯薛城的筹边楼巍然屹立。细细品读筹边楼的兴衰史，不少人产生“懒向筹边楼上望，赞皇心事已全灰”的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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