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天明正给患者抓药。
问诊路上的党天明。
编者按
深入群众“接地气”,走进基层“抓活鱼”。根据中宣部等五部门的要求,甘肃省新闻战线迅速全面启动“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活动。连日来,一大批新闻工作者深入田间地头、企业工厂、科研院所、社区里弄,感受火热生活,反映社情民意。
为深入基层“接地气”,加深对于国情、省情、民情的了解,倾听老百姓的心声,本报从今日起推出“记者走基层”专栏,同时,还要求所有记者到基层后,既要采访报道,也要调查研究,使我们的宣传报道紧密结合社会热点,全面反映人民群众的呼声。
通过长期的新闻宣传实践,我们深刻体会到“最美丽的风景在基层、最感人的故事在基层”的道理。由此,选题不典型不行,稿件不生动不行,现场感不强不行,采写没有细节不行,稿件没有感情不行——成为了本报“记者走基层”专栏的选稿标准。在“五不”标准的引领下,本报力求将一篇篇深入反映基层生活、文风活泼质朴的新闻稿件跃然纸上,以飨读者。
33年中,只要遇到接种防疫或者村上有危重病人需要出诊,不管是烈日炎炎,还是风雪漫漫,在会宁县甘沟驿村总会看到一个身背药箱、穿着布鞋走村串户的消瘦老人。医生这个职业在心里有多重?患者在心里有多重?这个在行医路上走了近6万公里的普通村医用自己的每一个足迹和全部精力与心血做出了朴素的回答。
3元钱治疗腹泻
会宁县甘沟驿村卫生室,是间15平方米的土坯房,小小的房间兼具了诊室、中西药房的功能,党天明是这间卫生室唯一的大夫,守护着1740个乡亲的健康。
8月30日,当记者见到党天明时,他正在给村民看病。询问病情、测体温,随后迅速地开出药方:“没事,就是拉肚子,给你配点药,基本就好了。”党天明从几个大药瓶中各倒出几粒药片,分别包了三个纸包,“三顿药,一共3元钱,吃过饭再吃,不然会恶心。” 党天明叮嘱前来看病的人。
这里的病人告诉记者,党大夫看病收费不高,用的药基本都是常规药。“能够用几粒药治好的,决不开一盒,能用一服中药的,决不用两服。”果不其然,记者仔细查看了这个小门诊的药品记录发现,在300多种中西药中,最贵的药是29元一盒的复方阿胶浆。
党天明给自己定了一个标准:出诊、门诊、注射一般都不收费。“原来有不少农民兄弟看不起病,每年总有些医药费收不回来。” 说起这些,他似乎有些伤感,不为自己的“损失”,是为农民的健康。“现在好了,新农合政策一下来,现在能报到90%,用中药全免费,这样一来,大家都敢瞧病了,也能来抓药了。”他转而又笑了。
问诊路上的悉心关切
时针刚指向上午10时,党天明估摸着,当天来看病的病人可能不多,趁着空闲要随访些老病号。山路上,党天明告诉记者,他们村分4个社,每次出诊、随访他都是步行去的,村子里最远的人家步行要1个半小时才能到。同行的乡亲给他算了笔账:就算每天走5公里,党天明一年也要走1800多公里的山路!33年,就是近6万公里!
烈日当空,汗水很快就浸透了衣裳。在布满碎石、尘土环绕的山路上行走了近半小时,我们终于来到了四社农民孙振国的家中,78岁的孙振国患高血压已经10多年了,他是党天明的重点关注对象。老人腿脚已经不太灵便,看到党天明他一点也不意外,“我估摸着你要来了,这两天药就快吃完了。”一番询问后,党天明熟练地为孙振国量了血压,“90/140,有点高,这两天是不是多喝了几杯,高血压,该忌口的还是要忌口。”又嘱咐了几句,留下药后,党天明走出孙振国家,赶往下一“站”——1公里外的三社村民党志恒家。“今早党志恒打电话说娃娃嗓子不好,让去看看。”一进家门,党天明就给孩子听诊,观察扁桃体,并向家长询问孩子的吃饭和睡觉情况,随后他叮嘱着家长:“没啥事,立秋天气转凉,要关照孩子不能受凉。”扎根乡村33年
从党志恒家出来已是正午时分,党天明的头上渗出了细密的汗珠。穿过一条新柏油路,他回到了自家院中。看到丈夫进门,老伴杨青兰张罗着做饭。“天天都这样。”对丈夫的辛苦,杨青兰早已习惯。每天都在弯弯曲曲的山路上奔波,除了给本村的乡亲看病,临近村子的村民也常常找上门请他去看病。
1978年,20岁的党天明从部队复员回到家乡甘沟大队,在部队当过卫生员的他就当起了赤脚医生,“那时我一天只挣7个工分,还比不上务农的老伴,她一天能算10个工分。”党天明回忆道,到了1982年,他的“工分”变成了“工资”,“每个月发72元,因为钱太少,大队的医生陆续都走了,只剩我一个。”就这样,党天明独自守护着甘沟驿村人的健康。“现在我的情况好多了,一个月的基本工资有500元,挺满足的……”
渴望有人来“接班”
其实,这500元钱挣得并不轻松。
如今,乡村医生被赋予了公共卫生的职责,基础医疗、健康教育、疾病预防、康复指导、妇幼保健、爱国卫生、公共卫生突发事件的报告和处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以及计划生育指导等,无不落在他们的肩上,连村民的健康档案也是乡村医生一手填写。从去年开始,党天明就为每一位乡亲建立健康档案,档案上工整地记录着每名患者的就诊时间、症状和用药等情况。他说,“看病来不得半点马虎,有了这些档案,就能给患者对症下药。”
采访中,这个扎根乡村33年,医治过数万病人的老村医告诉记者,现在最渴望的就是有人接班,接过他肩上的重担。“我的眼睛也花了,不能扎针了,可能再干三五年就干不动了,到时候谁能给乡亲们看病呢?”
文/图 本报特派记者 赵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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