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把他乡作故乡——直击白银市易地扶贫搬迁(上)本报记者　吴晓霞　郝环宇　李爱民

人类自开始社会活动以来,一直都没停止过迁徙,从山林到平原,从此地到彼地,目的大抵一致:寻找宜于生产生活的家园。

以往迁徙,大多迫于种种原因,或避战乱,或躲匪患,或为逃灾荒,往往选择深山。由此虽然有了安宁的家园,但也将闭塞和贫困的种子深深埋下,祖祖辈辈便守着薄田过着没有多少盼头的日子。

历史上,一些朝廷也有计划有组织地实行过移民政策,大多是为了自身利益,迫使百姓背井离乡,去偏远荒凉的地方屯田守边。这样的迁徙常常带着悲剧色彩。

如今,一场声势浩大的移民正在进行中,无数百姓挈妇将雏,走出世代相守的大山,告别曾经的家园,建设新家园,开始新生活。这是一场由中国共产党主导,由无以数计干部参与,让千百万贫困百姓从此斩断穷根子,走上小康之路的大移民。

这场移民也在西部贫困地区的白银市大规模展开。

最近记者深入白银市一些移民点采访,了解移民们的生产生活情况,倾听他们的感受和心愿,思想时时被他们朴素的话语感染,心灵时时被这场移民震撼。

难以抹去的故乡记忆

对一个人来说,故乡是铭刻在心头最深的印痕。对于一个世代生活在故乡的人,说起故乡总有许多温馨甜蜜的回忆。

但是,我们在采访中听到却是许多沉重的叹息和感喟,其中的心酸只有这些搬离出来过上另一种生活的人才有切肤体会。

这些搬迁到灌区的移民,过去,缺水一直是他们生活中难以绕开的难题。

路强是靖远县东升乡东兴村文书,一个敦实黝黑又有些腼腆的地道庄稼汉,十年前从双龙乡的大山里搬到现在的村子。“以前吃水要从十多里外的深山里套上毛驴车拉,两天拉一趟水,叫人发愁得不行。”路强对缺水有着不为常人有的体验。好在这样的状况一去不复返了,现在家里只要拧开水龙头,纯净的自来水就哗哗地淌了出来。

东兴村村民王世成说,他原来住的兴隆乡川口村,全村一千多人吃水全靠“磨眼大的泉水”。他这么形容时,记者眼前出现的却是早晨村民们排队取水的情景。就是这么一眼泉供着全村人畜饮水,艰难可想而知。

现在住五合乡白塔慈济移民新村的孙成老人,已经75岁。这样说那些缺水日子:“夏天下雨少,有五六年水窖都装不满,冬天只要地上积点雪,家里人就赶紧出去收雪,就这样,每年还得想方设法节约用水。”

人畜饮水尚且如此,种地就可想而知了。无一例外,这些原来生活在山里的人还得靠天吃饭。也就是说,如果上天眷顾,这一年雨水相对多一些,他们吃水就少发些愁,吃饱肚子也不成问题。可是,干旱山区哪能有那么多好年成呢?

东兴村支书焦玉军搬来之前家住石门乡二合村,人均有两亩旱地。他告诉记者,这些地只能种小麦、洋芋、胡麻、糜子,常年干旱少雨,一亩地一般只收三百多斤小麦,解决自家的温饱都困难。说到此处,文书路强插话,有好几年他种的扁豆、豌豆绝收,连种子都没收回来。

生产劳动的艰辛也让这些从来不惜体力、不怕吃苦的农民不愿再去回想。他们的土地大多分布在山坡上,陡峻的山坡,崎岖的山路,根本无法用机械耕种收获。即使能用,家家都能买得起吗?

说起山陡,王世成脱口说出这么一句:“挂不住老爷献不住盘。”这应不是夸大之辞。为了证实说的不假,他又补充说,撒种时只能用耙子耙开土地,如果雨下大一点,就把庄稼冲走了。

后来记者到五合乡采访,遇到王世英老人,今年77岁,从双龙乡黄坪村搬迁过来。她左手拄着拐杖,一边用右手大幅度起伏比画着他们那儿山陡沟深,一边告诉记者:“粮食收了就从地里背回来,十几岁开始背,从山上下到沟里,又从沟里上到山上,累下了一身病。”

这从一个方面说明种地艰难,也说明山路难行。是啊,路难行。这些路是他们祖祖辈辈踏出来的,但在急速发展、急需与外界便捷沟通的今天,却成为绊在脚下难以走出困境的障碍。

记者在采访中问及这些移民愿不愿再回到他们生活了大半辈子的故乡,一律操着原来的家乡话摇着头回答,再也不想过那种生活了,竟没有流露一丝眷恋。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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